何謂通識

哈佛大學最近有兩件引起世人注意的事，一件是它大學文理學院（即大學部）教育課程的更革，已在五月十五日定案。一件是它2007年的預算顯示出它的資產（endowment）在今年會超過300億美金。哈佛無疑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學校，哈佛校園人來人往，就像是菜市場一樣，觀光的、訪問的、來做研究的，來參加文藝活動的，不一而足；光這一點，哈佛也比任何學校賺進更多的錢。在哈佛廣場的地下鐵車站，你可以買到一百種以上世界各地或各種語言的報紙。哈佛這麼有錢，可以戲謔地說，就是因為它是一個貨流集散的大市場，這個大市場的「貨」就是教育。十九世紀詩人拜倫仿照古希臘政治家Pericles的話說，「希臘，你是歐洲的教育！」我們也可以這麽說：「哈佛，你是今天世界的教育。」

哈佛資金如圖示，超過一半是它的文理學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 所掌控。什麼是哈佛的文學院，這就是它的大學部，所謂的「哈佛園」(Harvard College)也。一個真正的哈佛學生必須是曾經在哈佛園讀了四年，接受文理學院教育（台灣一般翻譯為博雅教育）的薰陶，這才叫真正是一個哈佛人。他日後或許在醫學院、法學院、工學院、或管理學院等受專科訓練、做事時賺大錢，但是他的心縂還是屬於哈佛學院，他的錢捐的主要也是捐到哈佛學院，而不是他所讀的專科學院。哈佛學院會令人這麼尊重，讓在那裡浸潤受教的學子感念終生，主要是因為它教育出來的人多是日後社會的領袖、棟樑，他們在哈佛園裡受鼓勵要體現自由學風和勇敢創意的問學特質，因而培養出自由自信、善長論辯，言行中表現出見解廣闊，意見服人的性格。這些是哈佛人對哈佛的博雅教育這麽懷念的基本原因。

哈佛學院的教育，一言而蔽之，就是通識教育。因此通識教育是哈佛大學教育的真諦，而它的更革也就因此為世人所共同矚目。

在新校長(Lawrence H. Summers)上任滿一年之後的2002年4月，哈佛大學開始了通識教育課程的修訂。當時文理學院的院長是William C. Kirby(柯偉林)，因此由他負責這個重要的責任。柯偉林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名家，是學界很多人認識的出名學者。他自然特別的關心學生必須具有廣泛的國際視野。他的執行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就包括了另外一位中國史的專家, 鮑弼徳(Peter K. Bob)。鮑弼徳更帶領另一個小組（即通識教育小組），擔任該小組的共同召集人。其他的小組包括了「學生的整體學習經驗」、「教學」(pedagogy)、「專攻」（concentration）三個小組。各組的召集人組成上述的執行委員會。

從分組的情況及參與規劃小組人數之多（共分五小組，每小組12人，有重覆，故一共是48人）。這是一個相當全面及詳細的工作，所及的不只是修定哈佛學院的通識教育課程而已，更及於整個文理學院的教學方針，共同必修及類似於「學系」的「專攻」的定義及劃分。

上一次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修訂課程，已經是七十年代中期，將近三十年之後，現在的確是全盤更新的時候了。

這幾個研究小組在2004年的四月發表了他們的報告。我記得那年四月初我正好在上海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合辦一個有關史學思想的會議。我所邀請的學者包括了鮑弼德(另外有余琛[Jörn Rüsen]、懷海頓[Hayden White]、道本周[Joseph Dauben]、古偉瀛等人)。吃飯間，我們談到了更革的內容，大家興奮得很。我當時並不知道，鮑弼德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我從上海回到紐約，就收到我自己學校的院課程會主席寄來《紐約時報》有關的報導。我當時內心有一種『我早已知道』的驕傲感。

這份報告書長達69頁，它的精神在於強化學生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所必須具備的教育視野，理想與實踐。國際化因此成為它所揭櫫的第一個教育的標的。其次它提到理工知識的革命。第三是科際研究，第四是強化知識探索的團體[意識]，第五是開創更多讓學生研究的機會。最後則談到哈佛學院的教育必須是做為哈佛大學其它學院(多為研究院)教育的基礎。這些目標既然是新課程所必須達成，因此它就比單純通識教育的改革更為全面。

事實上哈佛大學的舊作法是規定一些所謂的核心課程，因此全盤課程的設計與核心課程沒有直接的關心。但是柯偉林認為必須用通識的理念來指引課程的設計。除了通識教育之外，委員會也強調培養學生演談話及寫作的能力(特別是論説文)。另外，外語的能力(必須在畢業前修完至少一門用外語教的課)，量化的數學能力，基本科學知識，道德思維（moral reasoning)也都必須作為課程設計的基準。

報告書也提到許多其它有待改進的意見，例如學生選擇主修的專攻之前的輔導工作，教授應該按期與學生吃飯，學生宿舍應該在新生入學前就安排好，以便學校可以與新生們有充分的交流等等。這些都是教育的一環，是博雅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對國際經驗的重視的確貫穿了整個報告書，它甚至於主張要把學生的國際化成績或努力在成績單上面註明，可見其一斑。

以上把該報告書的主張作比較詳細的介紹，主要就是因為它有相當的特色，而特別是在其國際化的部份更是重要。該報告書的附錄二，將日後學生選讀大學課程的規定作了簡要的說明，列舉修業的規定，其中比較重要的我把它擷取出來：

　　一.學生在『專攻』部分的課不可超過畢業總課數（計32門）的1/2。[1]

　　二.通識教育，寫作以及用外文所授的課等課應佔畢業課數的1/4。

　　五.通識課程計分十一個向度，學生必須修至少七個向度（學生的『專攻』的課有的可以抵通識課，至多可以抵到四個，以保障其廣博性）。

　　六.學生可以由校方通過安排自己設計的『專攻』。學校本身提供了41個『專攻』的領域。

　　由柯偉林領頭的這個計畫呈上學校之後，學校在兩次校務會議上有廣泛的討論。雖然一般同仁都支持這個新計畫，但也有教授（特別是 Stanley　Hoffman，　他是政治學的博文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提出說這個新課程缺乏對道德規範的教育。而英國文學的名教授James Engell則認為新課程對科技讓步太多。一般言之，大家認為這個課程缺乏一個經過全盤思考而得來的論述或哲學（這是《哈佛[校友]雜誌》的說法）。總之可以說大家對這個新計畫的反應是mixed。

　　柯偉林在聽取這些意見後，在2004年五月十八日宣布重寫這份計畫書。以後一段時間，他收取各方面的意見，積極進行修訂。

　　然而，這一段時間哈佛大學不幸遇上了一連串有關「多元化」的問題。哈佛的校長在面對有關多元化問題時，沒有能與文理學院的教授們的主場完全一致。2005年一月，他無意間因為不小心講了一句錯話。他說他很同情女性在科學領域方面表現落後於男生。這一來大大惹惱了文理學院的教授（可以想像女教授猶為憤怒），爆發極大的危機。這件事在全世界被廣泛報導，使哈佛和它的校長突然變成了笑柄。

　　上面有人批評新課程太強調科學，這一點也與Summers有一點關係，因為他主張 “你能算的，這才算數”（“What you count, counts”），這種說法也令很多人不滿。Summers是計量經濟學家，曾在聯邦政府負責經濟方面（好像是經濟事務委員會的召集人）的重要職務，行事作風充滿自信，頗為高調，很容易得罪人。所以他這種說法馬上被人家拿來做文章。有位哈佛數學系的教授對我說Summers 瞧不起不是學科學的人，有次竟然對一位人類學家說：「我們學經濟學的人，因為用很多數學，所以比你們聰明。」我想這個故事或許有誇張之處，但是這三個系都屬於文理學院，這位數學家就同情人類學者，認爲Summers胡説。在嚴謹數學家的眼中，經濟學用的數學那裏需要真正聰明的人來學，可見Summers確實很會得罪人，在同儕之間不受歡迎。事實上早於2003年的八月《紐約時報》的星期專刊就已說Summers覺得一個機構與它的領導人之間的相互合作是極為困難的事。可以想見他要領導一群自詡為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其困難有多麽大。他與文理學院教員之間的關係開始興起了難以挽回的敵意。

對應該如何提供獎學金給清寒學生，校長和文理學院的院長不幸的也起了爭執，這一系列不愉快的爭執又因為校長大肆擴權，增加許多中央幹部的人員，使得情形雪上加霜。Summers為了貫徹他的信念，把許多錢都挪用到有關科學的計劃去用，這就造成一觸即發的危機。課程的修訂於是無法順利進行。更慘的是三月十五日在柯偉良的領導之下，哈佛文理學院的校務會議通過對Summers的不信任投票。所謂一觸即發的事果然變成了一發不可收拾。

一般地說，哈佛的專業學院對文理學院一向是眼紅的，認為文理學院的教授們，很多人作的是一些無法驗證，缺乏理性基礎，又沒有實用價值的所謂「學問」，覺得學生們所以那麼懷念大學的日子，不外是因為大學生大多來自富人家庭，上這些課時，學生們愛怎麼講就怎麼講，老師美其名是容忍不同或創意的觀念，事實是縱容學生賺一個哈佛學位。換句話說，醫、法、管、工、設計等學院（大多是研究院）比較支持校長，這一點殆無疑義。

於是2005年四月以後，哈佛學院的課程改革計畫近乎停擺。委員會重整（鮑弼德這一次沒有繼續參加委員會），在十月底提出了一份修改了的新計畫書。這就是第二份計劃書。它僅長42頁，基本上與第一份沒有太大的差別：一樣放棄核心課程，強調博雅教育的理想，但是對國際化則有大幅的修訂，不再像第一份報告書一樣，大力鼓吹必需充份國際化。它放棄學生在畢業前，至少必須用外文修一門課的要求，不過仍然要求學生必須至少對一個其他國家的文化有「徹底的基礎（了解）」。

另外，這份新報告很輕描淡寫地把「道德」寫了進去（這個字一共出現五次），算是對外面批評的一個反應。相對來説，這份報告書用了很多篇幅來講通識教育的意義，這也是相同考慮下的產物。

總地來說，這份報告書只是急就章，沒有什麼新意，所以我就不再多介紹。坦白講，我認為對文理學院課程的爭論已經是強弩之末，可能柯偉林也察覺到校長以及其他人的不滿，無心戀戰吧。

果不其然，這第二份計畫書發表之後；連本院的同仁也似乎不敢出來全力支持。《哈佛雜誌》登了許多教授的看法，大可以看出意見仍然十分分歧，專業學院教授們的暗中揶揄處處可見。在這種情形下，柯偉林只好在明年一月21日黯然辭職，Summers一點也沒有挽留。

沒想到柯偉林臨辭職卻來了個回馬槍，使Summers猝然抵擋不及，也在一個月之後下台。有人說Summers辭職拖了一個月，是因為他與校董會在討論退休的條件。不管如何，一向自信滿滿的Summers竟然“賠了夫人又折兵”，相信他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麼的一天。

如果要問說校長與院長之間的交惡，是源於對修改課程的計劃意見不同，我想這也不盡然，因此說為了修訂課程折了一個院長和一個校長，這是誇張之詞。但無疑的是為了兩位領導人之間的虛榮（柯偉林本來應該有能力來說服同仁不對校長發動不信任投票），近三年課程改革的努力就付諸流水。

從2006年三月開始，校長和院長都下台，由代理校長（Derek Bok，他是哈佛最後一任的所謂WASP校長，以後兩位都是猶太人）及院長接替。大致上柯偉林在辭職前三天（一月十八日）所發表第二份報告書應該是被多數人接受了，因為其中加強科學的教學、增加對學生的輔導、要求一年級新生要修寫作及講話（speaking）的課這些似乎沒有什麼人反對。但是柯偉林指出願意出來輔導大一學生的教授還是很少，在700多教員中只得60人。怪不得柯偉林說哈佛一向很懂得慷慨陳詞，講如何修課程、如何教學生、花很多錢要推動輔導，但肯出來實際參與工作的人卻很少，效果也很不彰顯。當然，就真是如此，哈佛（尤其是哈佛學院）仍然無疑的是世界最好的大學。

代校長Bok到任後找回柯偉林來繼續未竟之事，並希望他在暑假中再重組委員會來研究課程改革當中最有爭議的「通識教育」部分。Bok于70年代擔任哈佛校長十餘年，算是一位盡職而頗有良心的校長。他曾在退休後著書批評美國企業界高薪的作風，可見他是具有社會良知的高等教育領袖。用中國人的話來說，他真的是一個有社會公義感的「知識人」。他既然臨危授命，柯偉林當然不可推辭。只是明顯的，柯偉林和文理學院同仁在前一年的那種氣燄已經不再，反撲的力量處處可見，這一點在《哈佛[校友]雜誌》特地替Summers出了專刊，以及二月以後柯偉林的相片就不再在該雜誌出現這兩件事可以揣測一二。

由柯偉林繼續領導的新工作小組（task force）在2006年十月三日提出了第三份報告。這份報告和前二份報告差別很大，作了大轉變，雖然它仍然說要放棄核心課程，讓學生有更大的自由可以在新課程用“通識教育”的理念來盡量鬆綁，按一些相當寬鬆的原則來選課。但是它卻明確地標出學生應該在每一個向度的課程中修讀至少一門課，以達到“通識”的目標。

我必須在這裡說第一及第二份報告書確實是對學生選課的要求大幅鬆綁，沒有強烈地規範學生一定要修很多通識課，也不主張學生至少修完一定數目的所謂“核心課程”（按MIT就有所謂的commons，學生必須按規定修習校方所規定一定數目的課），而只要求學生應該廣泛地修習多樣課程。

其實原始負責修訂通識課程鮑弼德並不頂贊成過分寬鬆，因為他曾寫了有關通識教育理想的文章，主張通識課程雖然要寬鬆，但也不能不有一定的深度，可見他不主張對通識課程採取過分鬆綁的想法。這就是爲什麽第一報告書規定學生要至少必修一門用外語上的課。但是更重要的是，包弼德似乎對第一個委員會的同仁們要盡量寬鬆的想法並不是頂贊成。在包弼德沒有參加的第二份報告書當中（代表的是鬆綁理念的最高峰），他所主張的用外語修一門課的主張也就被放棄。

顯然地，這種”粗放式”的通識教育無法讓大部份的文理學院的同仁接受。因此這第三份報告書就有了全新的建議。它也有45頁，提出前兩個報告書所沒有的兩樣東西。第一，它清楚地提出了通識教育的目標。這些目標非常值得我人參考[2]：

l 讓學生們知道他們是藝術、觀念和價值傳統的產物，而同時也參與塑造這些傳統；

這套理想鄙之並無高論，但是它卻又是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最大公約數！所以我把它引在這裡。

第三個範圍是“行動為本”的教育。這一部份只作為建議，希望以後再繼續思考發展的方法及路向。

這九個向度各是一學期的課（稱為「半」課），學生應修讀至少八個向度。每個向度由各系所提出的課程經校方同意者充之。另外，也可以特別為這九個向度開課，這些課不屬於任何系，專用來滿足學生的需要。學生允許拿本系的課充當通識課，反之亦然

這個報告書明顯地有回到核心課程的情況，只是沒有定得像從前的核心課程那麼嚴謹、清楚，因此仍具有鬆綁的意味。然而，這一份報告書甫發表，就招引極大的物議，因為它所提倡的「倫理生活」及「理性與信仰」被批評為過分反動，尤其它規定學生選修有關“Faith”的課，頗使很多非基督教徒擔心，怕基督教（尤

其是所謂的「建國國父」founding fathers們所信的新教）借屍還魂。這是當時引發的爭議。

這份報告書的委員會在聽完意見之後（批評之聲主要來自外界，本校則還好），再作了些許的修訂，縮減為卅四頁，終於在2007年二月七日正式提交校務會議，而於五月十五日正式被接納。這個定本是在歷經四年半的功夫，多方諮詢，最後大家都疲累不堪之下，不願再爭吵，而產生的、差強人意的東西。事實上代理文理學院院長在今年二月把這份文件送呈校務會議時，她的咨文強調的仍舊是上面所已經提到的「輔導」、「寫作與說話的技巧」、「專攻」、「副修」（secondary fields）、「國際計畫」、「教學」、「科學教育」等大家有相當共識的議題。而令人覺得納悶的是，它竟然沒有提到通識教育。可見通識教育的實踐的確很難達到共識。

我現在還無法找到五月十五日通過的最後版本，[3] 但是從報刊所看到的，可以知道它的大要。簡單的說，它對二月所遞呈的第三次報告書的修訂版只作了些微的修訂，改動上面所提到的八個向度的文字，不再分做兩個範圍:

這裡所規劃的各向度顯然是合知識與關心自己週遭的世界為一的作法。為使開課更爲契合上面這些向度的要求，文理學院將會在現存各科系的課目之外，增加開出合乎上面各向度的課。

以上把哈佛這幾年修訂它的大學部（文理學院）課程的經過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介紹。我們可以這麽說：

1. 這最後的報告書絕對是再三妥協，反映各方面人馬意見的折衷產物。但是由於哈佛大學的教授個個都是雄霸一方、影響深遠的人物，因此這個報告書仍然會支配未來二、三十年世界教育的藍圖。

2. 與原先由柯偉林主導的報告書相比，這份報告書的要求比較明確，理想則相對保守。它不再大談世界化，反而多闢了一門「世界裡的美國」，顯示出它的保守性。

3. 最後的報告書標出「美育與解釋性的思維」非常有特色，反映了大家對一個人離群而獨居時對自己的生命應該如何擺佈的關心。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思考。當然我不是說美育及「解釋性的思維」只是個人生命世界的東西，但是在前四年發表的兩份報告書裡，強調的都是一個有用的公民所應該預備的知識、能力及特質，鮮少提及個人美育，也不重視個人對世界所做的創造性的認知(我相信這就是「解釋性的思維」的意思)。現在加了這一門課的要求，就使它更為完備，也更真正是人文了。我認為人文的素養絕對是不可缺乏美藝(或美育)的內涵和慧識的。

4. 從去年十月以來大家一直關心的所謂哈佛要教「宗教」的說法已經由「faith改為belief」得到了一個暫時的解決。宗教信仰是個人的事，這一點在過去五十年來已經有相當的共識，但是信仰是美國文化裏一個極為重要的環節，不可忽視，更不可不時刻做細心的反省，因此到頭來，哈佛這些被外界指為左派的學人還是轉回頭來要把“信仰”放在他們的通識教育裡。作為一個現在的知識人，如果對世界主要的信仰系統和經典沒有一些了解，排斥教授世界各宗教，這就不是世界公民的根本態度。哈佛領袖群論，他們的做法還是應該被重視的。

哈佛的這一套教育理想和通識教育的規定就將成爲世界各地模仿的對象。作爲一個歷史家，我始終採取一種比較冷靜的態度，用第三者的眼光來看這一系列的發展。我真希望，這一篇報道是一個哈佛的教授寫的，但如果如此，恐怕也就不能這麽客觀了。

不管如何，哈佛學院的課程改革，玆事體大，紛擾辯論，那當然是完全可以預期的。但是重要的一點，就是似乎沒有人懷疑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雖然它應該如何做，套一句Bok校長多年前講過的一句話，是“莫衷一是，衆説紛紜”，但是哈佛園的文理學院和它所堅持的博雅教育，卻仍然是哈佛之為哈佛的最重要的raison d’etre。將近一千年前，王安石提倡修改科舉考試，改用學校升級來晉用人才，結果遭到很多反對，蘇東坡說考試制度，用得好好的，改什麽！雖然因此被神宗皇帝把他貶到海南，但是科舉制度就改不成，沿用了將近九百年，是人類制度上最“偉大”（？）、最長久的制度之一（我只能想到“教皇”大概是唯一比它還長的、人類所發明的制度），最後變成了“八股制藝”，讓吳敬梓、黃宗羲、顧炎武、孫中山、魯迅、罵得要死。殺死一條大蟲極不容易，而它僵化發冷，更需要很長的時間。一路慢慢改，或為上策。像哈佛這一番折騰，賠了一個院長和一個校長，代價還是很大。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就是這麽一回事。（2007,6,14）

[1] 耶魯大學規定更為嚴格，在畢業時，一個學生不可在同一個系選修超過六門課。案，哈佛的一門課大約等於我們的4學分。半門課應當算是2學分。

[2] http://www.fas.harvard.edu/~secfas/General_Education_Final_Report.pdf。

[3] 哈佛公關部門發佈的新聞稿說過這份文件與二月公佈的大致相同，乃根據二月份文件所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