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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期:生命科學與通識教育

追憶李亦園先生:自由主義的實踐者


文/黃樹民 中央研究院院士
 從我就讀台大考古人類學系學生時代開始,李先生於我,亦師亦友,已超過半世紀。長年的緣分往事,猶歷歷在目,回憶不斷湧現,不能停歇。暫提筆記述一二,以為想念。

 記得上李先生的「應用人類學」一門課,班上還有幾位同學,像莊英章、徐正光等。那是堂下午的課,上完課時已近黃昏。每次李先生領到台大兼課的鐘點費或雜誌社的稿費時,就會找我們幾位同學到台大對面的小館子打牙祭。他總是笑說:「薪水是要拿回家養家的,但鐘點費或稿費是自己的零用錢,可以用來請同學們吃飯。」我們這些當年離家在外還在成長的年輕人,總是狼吞虎嚥、談天說地,酒足飯飽盡興而歸。

 李先生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1960年代台灣的威權時代,他和幾位思想開放的學者,備受壓制。1966年中國大陸開啟瘋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唆使無知紅衛兵到處打砸搶,藉除四舊之名,對所有既存法規制度、文化傳統、學術權威加以破壞,以達成奪權之實。大陸此種肅殺的政治環境,竟給台灣國民黨保守派靈感,藉對抗大陸共產政權,維護中華文化傳統之名,意圖煽起另類的反共浪潮,剷除異己,深化思想控制。記得當時的政工系統領導人,就公開宣示類似大陸共產黨的「新三反」口號,明文表達:反對自由主義、存在主義和行為主義。

 為抗衡此類瘋狂的思想閹割,李先生和幾位好友及同儕如胡佛、文崇一、楊國樞、許倬雲、于宗先等,創辦《思與言》雜誌,以表異議。《思與言》提倡理性思維、學術自主,給當時苦悶的台灣學術界一絲喘息空間,也給我輩學子表達御用學術之外的觀點。不過如作為卻也觸怒一批御用文人,以李先生為攻擊對象,極盡造謠誹謗之事。但他始終堅定立場,從容應付,淡而化之。不過這種狀況,到台大哲學系殷海光教授被正式解聘之後,有變本加厲之勢,各種惡意攻擊排浪而至。我唯一見到他發怒的時候,是一次一份右派刊物,將矛頭指向那時在舊莊國小教書的李師母,點名辱罵。師母向他抱怨,但他也無可奈何,只能在私下跟我們聊天時訴苦。

 之後,我負笈美國,長年不得返台,身心體會李先生的經歷。幸好,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走出威權時代,理性與知識得到適當的尊重,李先生也得到國師般的崇榮,以非國民黨員的身分,建構和主持蔣經國基金會。在籌組蔣經國基金會時,李先生也難免經歷一些心緒上的掙扎。1988年在美國華盛頓的一個學術會議上,李先生向我提及受教育部委託推動成立蔣經國基金會一事。他擔心的說,要他去主持這麼一個黨派色彩明顯的組織,是否會讓他一世清譽,毀於一旦。我勸他說,只要他能堅持學術立場,對申請個案做到公正、公開評估,排除任何政治干擾,就絕對不會有損名望,也絕對比其他學者更適合擔任此項工作。其後蔣經國基金會順利成立,規章制度明確,立場超然且不受政治干擾,為台灣的國際學術地位爭得一席之地。這在當年可說是難以想像的改變,也見證台灣社會民主、法制的成熟。

 李先生稚年負笈台灣,遠離家園,常有思鄉之苦。1981年,中國剛對海外學術界開放,我應陳碧笙教授之邀,由美赴中參加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成立一周年研討會。泉州台辦知道我去廈大,就安排車輛,請李先生的母親和其他家人到廈大與我見面。當時海峽兩岸仍對峙,書信往來須經第三地轉達,非常不便。見到李太夫人,我自然甚為高興,除了拍照存念外,也帶回太夫人寫給李先生的信,以慰母子思念之情。這種親情隔絕的狀況,一直到後來通過多方的努力,李先生才能在香港與母親、弟弟及其他家人見面,結束半世紀的隔離。

 李先生永眠前,以閩南母語對看護說:「門不要關,我老母要來接我了。」得知其母子終於團聚,聊慰後人的想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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