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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1 期(2017年07月)

追憶李亦園院士的三兩則軼事


文/葉啟政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授
 前些日子《通識在線》雜誌社的李曉青小姐來函告訴我,他們規劃在七月號製作「紀念特輯」追思紀念李亦園院士,希望我能寫一篇文章。我一口就答應了,覺得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任務。底下,我就把我所經驗的一些感想寫了出來。

 自從四十多年前認識李亦園院士以來,我一直都以「李先生」來稱呼他。我想,在這兒,我還是依舊以這個習慣的稱呼來稱呼他。至於要我談一些有關李先生與我交往的軼事,還得從李先生不認識我,但我認識他的時候談起,那應當是1965年我還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大學部就讀四年級的時候,也已經是半個世紀多之前的事了。

 當時的心理學系系方對大學部的學生在畢業前有兩樣要求──除了要求撰寫學士論文之外,就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實習」經歷。我這屆即在1965年年初寒假期間被安排到花蓮玉里附近的原住民部落,以原住民為對象進行羅夏克墨跡測驗。當時系方指派的帶隊老師是甫任講師不久的楊國樞老師,楊老師找上了時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李先生(當時應當是助理研究員吧)一齊帶隊。楊老師所以找上李先生真正緣由為何,不得而知。據我個人的揣測與判斷,除了李、楊兩人是摯友之外,理由應當很明顯,那是因為李先生是人類學家,熟悉原住民部落。當然,情形也可能是因為李、楊兩位先生有著合作研究諸如台灣原住民之心理特徵等等的計畫,以至李先生也跟著一齊帶隊去玉里,可以親自指導研究。當時,我個人因為家庭因素特別向系主任蘇薌雨老師請假獲准,所以沒有參加,以至錯過了認識李先生的機會。

 我所以特別提及這件我沒緣參加以至錯過認識李先生的事是有原因的。當時,我有一位同班同學名叫康杰,二年級時由機械學系轉過來,我們立刻成為好朋友。後來,我就因為這位同學的建議,於心理學研究所畢業並服完預備軍官役後的1968年,到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攻讀社會學的博士學位,得以與他再度當起同學來。我這位同學早我一年多(於1971年秋)拿到博士學位,立刻到紐西蘭的Massey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直到退休,不幸已於去年(2016)七月間過世了。康杰頗具浪漫文人氣質,相當有才氣。到了紐西蘭後,沒幾年的功夫,就用英文寫了一部有關移民紐西蘭之華工的小說(他送該書給我,後來,我轉送出去,年代已久,忘了書名,以至無法把書名寫上),同時獲得紐西蘭當年度的最佳小說獎與最佳新人小說家獎。後來,他迷上用英文寫詩,成為詩人,導致在紐西蘭許多人只知道康杰(Jye Kang)是一個華裔的英語作家,而不知道他是社會學教授。

 我所以把話拉遠來談,為的是希望透過道出李先生與康杰之間的一段往事來描繪李先生這位學術界先輩的為人態度與過人的視人能力。我不知道在玉里實習期間李先生與康杰是如何互動,我只記得,從玉里實習回來,也就是畢業前的最後一個學期,康杰決定報考台大的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只匆匆準備了兩三個月,他竟然就考取了。在當時的台灣大學裡,心理學學系是屬於所謂的「冷門」學系,考古人類學系則比心理學系更加冷門,甚少年輕學子願意問津。當時就有同學說閉著眼睛都可以考上考古人類學系,康杰是「矇上」的。沒錯,或許,相對的,考古人類學研究所是比較容易考上,但是,我不認為康杰的情形是這樣的,而應當是康杰自身的才氣與個人的努力讓他考上的。

 毫無疑問的,玉里的實習安排讓康杰有機會接觸到人類學的研究旨趣,以至於促使他有轉行投效人類學領域的念頭。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應當是,有了接近李先生的機會,尤其李先生的鼓勵與後續提供一些有關應考科目的資訊,應當是使得過去毫無人類學知識背景的康杰所以報考、且考得上的關鍵因素。我意思不是說李先生洩題或在評分時給予「特別幫忙」,因為李先生並不是考古人類學系的專任教師,他頂多只是以兼任的身分教授幾門課程而已,根本不可能參與試務,更遑論出題與閱卷。況且,以我後來有緣與李先生接觸的經驗來看,李先生根本就不是那種沒有原則的人,絕不可能護短,更遑論會為了愛才和舉才而善意地「作弊」。

 我所以把康杰這件半世紀前發生的陳年舊事特別提出來,特別佐以後來李先生許多的作為(我會在下文中提到),為的是想藉此來剔透李先生的氣度與胸襟。儘管康杰最後是讓李先生失望,因為他沒念,而是於1966年服完兵役後就直接到美國改念社會學(實則社會心理學)了。記得,十幾年後,對李先生提起此事,他還感覺到有點遺憾呢!然而,不管如何,從康杰這件事,我們感覺得出,李先生是一位相當樂於協助年輕學子的先輩,尤其竭盡全力地提攜被認定是有才氣的後進。更重要的是,李先生樂於從別的學門吸收優秀的學生轉入人類學的研究,充實當時台灣人類學界缺乏優秀接班人才的窘境。後來,與李先生來往機會多了之後,他也親口對我這麼說著。

 我於1972年年底完成了博士論文,1973年年初即轉赴加州的史丹福大學統計學系,準備再攻讀一個博士學位。當時,所以有這樣的雄心,只是想跟當時最頂尖的專技哲學家Patrick Suppes學習「測量理論」與或然率哲學,以來推進有關社會現象的量化研究。但是,到了史丹福大學之後,過了一陣子,我發現這樣對社會研究的「量化」期待相當不實在,因而改變了心意,決心把自己的未來學術生涯投入更屬基礎性的理論研究,於是,我決定返台尋找教職。就在這個時候,我接到李先生寄來一封邀請我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的信函。當時,我感到十二萬分的訝異,李先生怎麼會那麼熱切而誠懇地邀請像我這麼一個剛出道而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學子回來任職呢?說真的,當時,我很感動,但卻感到十分納悶,直問著自己:李先生怎麼知道我拿了社會學的博士學位,並有意返台任職呢?他與我素昧平生,怎麼會找得到我?

 先把回答這些疑問的事擱著,讓我說說當時我的反應。當時,我很單純地想著,我一個專攻社會學、且準備從事理論性之研究的人,說怎麼的,都沒有理由到人類學(民族學)的領域裡「寄人籬下」地討生活。於是,我立刻寫了一封相當誠懇的信函予以辭謝。後來返台任教得以把事情弄清楚後,才深深地感覺到真的是辜負了李先生的一番好意與用心。記得經過了好一些年,在遇到李先生的一個場合裡,他重提起這件事,還帶著調侃的口吻說著:「誰叫你當年不來民族所,否則,現在,所長都當上了。」當然,我對當什麼所長或系主任都沒有興趣,並沒有認真地把李先生這句話當一回事。但是,事後細細地思考著,李先生這句話卻直讓我感覺到,他是帶著惋惜與遺憾的感覺說出的,因為他一直是惜才,把我也當成是「人才」看待著。這令我不自主地再次感動起來──為著李先生的心意而感動著。

 李先生在1971年就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以後,對整個研究所大刀闊斧地進行著結構性的改造,這個改造對人類學(民族學)界本身,可以說是一項極為激進的翻動,相信,當時,他所承受的反彈力道一定不小。這件事須得從楊國樞老師談起。1969年從美國伊利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返回心理學系復職之後,楊國樞老師即極力推動社會學科的科技整合。這個風潮早在1940年代後期即在美國社會學科界掀起,哈佛大學的社會學教授Talcott Parsons可以說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他主張社會學科中的基本鐵三角學門──社會學、人類學與(特別社會與人格)心理學應當「整合」。

 於是,在Parsons的主導下,透過當時一些美國頂尖的社會學、人類學與心理學者的通力合作,1951年出版了《邁向行動的一般理論》(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一書,堪稱是作為推動社會學科之科際整合的初步嘗試。自此,社會學科的科際整合一時蔚成風氣,流行了起來。楊老師在1966年赴美留學,自然知道這樣的運動,顯然的,他是有所認同。所以,他回國後立即與李先生討論此事,而且李先生顯然也是認同的。再者,我想,當時勢必也獲得一樣在民族學研究所服務的文崇一先生支持。順便一提的是,1958 至1960年間,李先生曾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攻讀學位,而文崇一先生在這段時間裡(我不知道確實年份)也曾赴哈佛大學進修,他親口告訴過我,曾經聽了一學期Parsons開的課。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對所謂的「科際整合」應當是有著一定的認識。可以預期的,楊先生的「科際整合」構想獲得李先生與文先生支持,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所差的只是如何執行的問題。

 行文至此,讓我岔出,先陳述一件事,以方便大家對我將敘述之一些事情的來龍去脈有個基本的瞭解。在前面我提及過,楊老師於1966年赴美留學,我則於兩年後的1968 年赴美改行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一直到1974年我返台任教這段時間裡,我從未與楊老師聯絡過,所以,有關在這段時間裡楊老師主導推動的一些學術運動(諸如科際整合、中國人性格的研究與現代化研究等等)以及他如何遊說與他同輩的一些社會學科界先輩們(諸如李先生、文先生、台大政治學系的胡佛與袁頌西先生,以及台大農業推廣學系的吳聰賢先生等等)合作,我不得而知。所有的一些訊息都是我回國任教後在不同場合、且以不同方式從各方匯集拼湊得來的。

 總之,1971年李先生就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以後,即以整個所為基地,擴大研究人員的員額,並整編成為匯集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三個學門之研究者的研究單位,以來貫徹科際整合的理想。在這樣的理念與構思下,除了保持既有的人類學(民族學)專業之外,民族學研究所於是乎也開始聘用社會學與心理學專業的人員。我想,李先生所以會寫信邀請我到民族學研究所任職,應當是在這樣的背景經過楊老師推薦而來的,而楊老師所以知道我拿到了學位,應是從我過去的朋友那兒獲知的,而這位朋友即可能就是後來任職於台大心理學系的徐嘉宏教授,因為在那段時間裡他是唯一與我有聯絡的在台朋友。況且,當時,他正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擔任臨時助理研究員之類的職務。只是,對此事,我一直未向他們求證,所以真正原委為何依舊不是那麼清楚。

 說來,當時,就因為我不知民族學研究所在結構上已有了這樣的改變,我才會直覺地回拒了李先生的善意邀請。倘若我一直與楊老師保持著聯絡,我肯定會知道民族研究所有著這樣重要的結構性改變,自然會毫不猶疑地接受這份工作的。這就是機緣,強求不得,也怨不得人。

 總地說,我說了這麼多,想要表達的只有一項感覺:這再度地證明著李先生是一個惜才、肯提攜後進的學者,有著一定的胸襟與氣度,這段個人的經歷是令我相當尊敬李先生的關鍵。更重要的是,李先生這樣有魄力的改造民族學研究所,不只讓人類學、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後進學者有著相互交流砥礪的機會,更是推動了後來在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的最大功臣,所差的是,很遺憾的,至今,心理學研究所還是懸著,未能正式成立獨立的研究單位。說來,這是科際整合風潮退燒以後帶來之一種未預期的重要成果。對中央研究院之人文與社會方面的研究單位有著更完備而合理的鋪設,有著莫大的貢獻,李先生之功勞可以說是最為巨大的。

 我回國任教以後,有了更多的機會與李先生接觸,對他的為人處世自然是有了更多的瞭解。我想特別提及的是,1984年李先生籌創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過程中我個人所經歷的一件事。我不記得確實的年份是1983年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尚在籌備或1984年已成立的時候,有天李先生打電話給我約我見面談件事情。我記得約的地點是當時在台北市忠孝東路頂好大樓後面巷內一家名叫「主婦之家」的餐廳。當天一齊吃飯的,除了李先生外,還有後來任教於清華大學中文系的梅廣教授。我們談的是有關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成立社會學系的構思,李先生希望我代為捉刀撰寫企劃書。回國任教已近十年,在這段時間裡,與李先生的來往更是密切,對這麼一位長輩提出這樣僅是舉手之勞即可達的請託,我作為晚輩的自無拒絕的道理。況且,李先生對我有「恩」(前面提及邀我到民族所任職的事),當時,我毫無猶疑地一口答應下來。結果,遺憾的是,此案最後並沒被校級的學術委員會同意,改為成立了看似較具實用性的「經濟學系」。此事就這麼告一個段落,李先生自此沒有再對我提及任何的話。

 當時,我代為捉刀規劃成立社會學系的事,不知何故外洩,有些朋友即當著我的面肯確地認定,我將轉到清華大學擔任將開張之社會學系的系主任。對此,我總是微笑著說:不會的,我沒有意願。平心而論,我所以替李先生捉刀撰寫企劃書,純然是基於「回報」與「替一位我尊敬的長輩服點小務」的心理,其他的根本沒去想到。在此,撇開我個人這樣的想法不說,我所以舉出這件小往事只有一個理由:李先生為何請託我,而不是別人,其中,到底有何含意?

 首先,我要說的是,雖然當時已在國內任職的社會學家並不是那麼眾多,但我卻非絕無僅有的一位,李先生大可在中央研究院內服務的社會學者當中找一位來幫他規劃,尤其是過去曾直接受業於他的學生。我認為李先生所以找到我,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我是戰後從國外修習社會學、並獲有博士學位最早回來任教的第一位。委託我來規劃,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也比較理解整個相關的狀況。第二、也是我自認最為重要的是,我已在台灣大學任職多年,不可能願意因此轉任清華大學,而這確實也是我個人的想法。易言之,我不會覬覦系主任這樣的位置。

 在我的眼裡,李先生是一位行事謹慎、處事講究圓融合滿,而顯得相當「客氣」的文人學者。他找我寫企劃書,固然可能有基於前面提到之第一因素的考量,可以獲得多方面的支持,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一旦獲准成立,不會受制於主事者即是規劃者的限制,讓他自己有更寬廣的空間來規劃整個人事與學系的走向,畢竟這個學系是被期待著同時擔負起培育人類學人才的任務。假如我的分析有道理的話,我認為,在此首先展現的是李先生對他的本行──人類學之念茲在茲的眷顧,因為,以當時的學術氛圍來判斷,在清華大學成立人類學系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其實,從連成立社會學系都無法被校方高層人士接受的最後實際結果,就可以得到了具體而實在的說明。平心而論,李先生這樣的用心,對我這樣一個被用「棋子」來說,是接受得心甘情願的,因為他這麼做不是基於私心,而是就大局來考慮的轉折作法,是為有關培育學術人才做更深遠的構思與企劃。說來,這又再次展現出李先生的氣度與胸襟,以及對於具體實作方案的細膩規劃能力,不能不讓人佩服。

 除了作為一位專業的人類學者從事學術研究之外,李先生並沒有忘記「知識分子」的角色。在1960年代的台灣學術界裡有一群關懷社會的「知識分子」,李先生是其中一員。以當時之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大學為兩個主要的來源,這批「知識分子」在1963年成立了《思與言》雜誌社,希望能夠實現學者論政,尤其是推動民主制度的理念。但是,在那個肅殺的時代裡,這樣的舉動立刻備受「有關單位」關心,一下子就被扣上了所謂「費正清集團」(費正清為當時哈佛大學較左傾的「中國通」教授)的帽子而不時受到「騷擾」。最後,這些「知識分子」只好改變初衷,整個雜誌徹底「學術化」,轉向刊登較具「中性」的學術論文而發行至今。不管情形是怎麼個樣子,當時,李先生就以創社成員的身分加入這個團體,足以證明他對「知識分子」的期待是明確的,總希望以文字來報效社會的。只是,終究是事與願違,未能如願。

 繼而,在1975年八月間,當時的一些「黨外」人士──黃信介、康寧祥、張俊宏與黃華等人,創辦了一份名為《台灣政論》的政論性雜誌批評時政。國民黨統治當局立刻視之為背上芒刺,尤其擔心學術界裡的所謂「自由派」學者(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是包含胡佛、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四人的所謂「四大寇」)與他們結合,演變成為一發不可收拾、且無法控制的局面。據說,同年由《聯合報》出資創辦的《中國論壇》雜誌所以問世,就是意圖把這些「自由派」的學者圈牢住,以免與「黨外」的政治勢力產生「學-政」的合流。

 總之,打從同年十月《中國論壇》創辦一開始,確實,相當程度地是把這些「自由派」學者圈拉住了。在此,對「知識分子」所體現的這樣一個整體局面,我不擬做進一步的個人評論,但是,至少,從他們的作為可以看得出,當時,不管理由何在,這些「自由派」還是與「黨外」人士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的。就在這樣的格局下,《中國論壇》一創辦,李先生就被網羅進入所謂的編輯委員會,我則於次年(1976)連同李鴻禧與金神保兩位先生被邀請參與編輯委員會。當時,我們每個月或兩個禮拜(我記不清楚了)開一次委員會,因而,我有著更多近距離的機會觀察李先生。假如參與當時的《中國論壇》是學者以「知識分子」身分參與論政的作為的話,那麼,李先生不同於其他人的(譬如「四大寇」)基本上在於,他仍然保持一貫以專業的態度來扮演「知識分子」角色的作風。換句話說,他寫文章關心社會事務,但絕不踰越其作為文化人類學家的專業分際。

 同時,我觀察到,在開會時,李先生並不多表示意見,總是在專業領域所及的範圍內說說他的看法與意見。李先生所以表現得這麼個樣子,我不認為是因為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當局的嚴峻管控有所顧忌,以至在言語和作為上有所保留。事實上,對當時任何參與「論政」的「自由派」學者來說,這樣的顧忌多多少少都有著的,至少我個人是如此。我認為,李先生所此表現得如此,依舊是他一貫持有的謹慎性格使然著,對超過自己之專業知識所能掌握的認識範圍,他從不輕易發表意見。毋寧的,這是一種謙虛態度的表現,應當是一個學者所具有的美德罷!

 最後,我要提到的一件事是,在「四大寇」的領導下,「自由派」的學者們在1989年成立了類似當年英國「費邊社」從事「學者論政、但不參政」的「澄社」論政團體。主導的最主要成員幾乎都是李先生長期的「夥伴」,但是李先生卻沒有被邀請。後來,據楊國樞老師說,李先生還有點不高興,認為這些老朋友「遺棄」了他。我曾經問過楊老師為何沒有邀請李先生參與,楊老師給了我一個相當坦率的答覆。他說,他們幾個老朋友(我猜應當是還有胡佛、文崇一與張忠棟三人)商量的結果,不想把李先生再牽連下去,讓他可以在其他地方發揮更大、更多的影響力與實質貢獻。我認為,這樣的決定是相當明智,也是對李先生的性格、行事取向與貢獻社會之機緣有著深刻而貼切的認識──我深感佩服。

 其實,早在《中國論壇》的時代,以胡、楊兩位先生為核心的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早有著成立「澄社」的意思,只是一直不敢訴諸實際行動,擔心會是過於冒然,勢必將遭到國民黨當局取締、甚至逮捕,以至一直遲疑、拖延。甚至到1989 年成立的前夕,即使民主進步黨早已在1986年正式形成政黨參政,但是,我們依舊還是擔心著。在這樣的心理狀態下,李先生的這些老朋友深知李先生的性格、他在政學之間的一般形象、過去的學術行政經歷等等,認為他留在「體制內」比較會有較大的作為,也會有著較大、較多的具體影響和貢獻空間,所以不能拖他下水。事實上,後來李先生所呈現的種種作為,似乎支持著這樣的判斷。至少,透過其在「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所擔任的職務,李先生對整個台灣的學術活動,尤其涉外的國際交流這一部分,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厥功至偉。李先生在天上有知,應當感謝他這些老朋友對他的關愛,諒解沒有把他拖下水的作為。

 我說得已經夠多了,拉拉雜雜地敘說著一些有關與李先生教我所經歷的瑣事。我始終認為,從日常生活中一些瑣細的地方來觀察、評價一個人,最能剔透出這個人的特質,讓人看出令人尊敬的地方。我期盼的是,經由這篇小文裡說到的這些小事,能夠把李先生的人格彰顯出來,並表示我個人對他的追思與敬意。倘若能夠獲得李先生在天之靈微笑的認同,那將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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