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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1 期(2017年07月)

生命科學與通識教育──卑之無甚高論


文/王道還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退休助理研究員
 通識教育本來就是迷思──人人朗朗上口,對內容卻沒有共識。光說「生命科學」這個詞吧,什麼是生命科學?我教的通識課都與「演化」有關,可是我的學生裡,生命科學院或相關學系的同學未必表現得更好。這個觀察相對於廿世紀演化論大師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的一句名言,格外諷刺。1972年,杜布贊斯基在美國「國家生物學教師協會」(NABT)的大會上發表演講,講題是:「生物學中唯有『演化』足以闡微洞幽」。

 不過當年杜布贊斯基演講的場合──「生物學(biology)教師協會」──提醒我們一個重要的事實,也許與我的觀察直接有關。那就是,現在「生物學」(biology)這個詞幾乎消失了,當道的是「生命科學」(life science)。在美國,這個轉變始於 1960年代,也就是達爾文《物種原始論》出版一百年之後,象徵現代生物學的重大轉向,研究焦點、信念、以及對非本行領域的態度全都變了,以「生命科學」取代「生物學」尤其餘事。

 對這一轉向,最生動的刻畫見於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威爾森(E. O. Wilson, 1929-;已退休)的自傳《自然學者》(Naturalist, 1994)第十二章〈分子戰爭〉。話說1956年,威爾森到哈佛大學任教,同一年華生(James Watson, 1928-)也受聘哈佛,兩人成了同事。3年前,病毒學家華生與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一齊發現了DNA分子的化學結構。他們能完成那一大事,不得不歸功於華生的專業訓練(噬菌體研究)以及因而產生的信念:生物遺傳的奧祕藏在DNA分子裡。解開DNA分子結構之謎不僅印證了華生的信念,還使他對於生物學的未來產生了完整的願景:從分子層面解開生命之謎;那才是能夠化約成物理、化學語言的層次。因此田野生物學以及相關領域,例如分類學、生態學、甚至解剖學都被視為「傳統生物學」,應劃歸博物館。華生從不掩飾這種態度,一次系務會議上,他便明確表示「瘋子才會聘用生態學者!」(我記得1980年代末遇見醫學院的一位同胞,我說自己在做比較解剖學的研究,他的立即反應是:「啊,那是描述性的!」他沒有惡意,大概也不是在評價我,只是表露他的信念:分子層次的研究才能解開生命的奧祕。)

 另一方面,任何教育的內容都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不變的核心,例如基本的事實、技術與操作;一是與時俱變的部分,受歷史情境的塑造,例如政府的政策。過去節制人口,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也不少;現在則是多生多養,將來才有退休金可領。因此美國MIT將生命科學列入必修通識課,未必反映教育理念的重大變革,也許不過是環境的產物罷了。因為MIT所在地正是美國生物科技重鎮之一,需要的相關人才,品質、數量都非常高。

因此對於「生命科學與通識教育」這個主題,我們應注重的是實踐:如何為一般學生設計科學通識課。所謂一般學生,並不專指「非主修科學」(non-science major)的學生。現代學術的發展製造了大量專家;特別是「生命科學」,基本上以做實驗為主。以現在各科學領域亟需的人力而言,其他科學領域的專家絕對是首選。其實在美國,所謂的科普書,主要是專家為(其他領域)專家寫的,受益最大的是有意跨領域尋求突破的專家。

 因此我的具體建議來自一本暢銷科普書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by Siddhartha Mukherjee, 2010)。這本書得到2011年美國普利茲獎,叫座又叫好。本書的主題,副標題表達得更清楚:「癌症的傳記」。當然,癌症不是人物,並無傳記可言,作者穆克吉紀錄的是人認識、治療癌症的經驗。癌症不是新興疾病,史前時代即已出現。可是到人類平均壽命大幅提升之後,我們才開始對癌症印象深刻、聞癌色變,因為幾乎人人都會面對癌症,不是自己就是家人、親友。我們需要關於癌症的知識,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有些常見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例如肺癌。

 這本書證明我的癌症知識是片段的,讓我學到許多重要的事。但是本書最令我心動容的,是這段話:「醫學始於說故事。病人說故事,描述病情;醫師說故事,理解病情。科學說自己的故事,解釋疾病。」(英文本p. 390;中譯本《萬病之王》,頁390)

 事實上,關於癌症,即使科學說的故事,在過去半個世紀就有好幾個版本。本書紀錄了那些故事帶來的希望,以及醫師、病人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的掙扎。最後,這一本書為所有的人描繪出可能的希望,對臨床醫師都有用。

 關鍵在故事。我們的知識多是以故事的形式藏在心中的,包括科學知識。萬有引力概念,與牛頓在蘋果樹下沉思的故事密不可分。大學主修神學的達爾文,隨英國海軍的小獵犬號出海、環遊世界一周,成為自然學者,最後提出衝擊西方神學的生物演化論,是一個更長的故事。它是理解生物演化論的方便法門。至於愛因斯坦,他想像人以光速奔跑的結果,以及雙生子對照實驗,都是理解相對論的捷徑。連現代物理學的起點都是故事書,而不是教科書:伽利略的兩本《對話錄》(1632; 1638)。

 穆吉克是科學家(牛津大學PhD)也是醫師(哈佛大學MD),可是他的成功並不在專業知識,而在說故事的意願與能力。為了說故事,他必須在故紙堆中做研究,才知道求知之路有多少歧途,才能刻畫過去的希望與絕望,以及個人特質、政治脈絡對醫療與科學發展的影響。

 以「說故事」做為通識教育的核心,可以避免針對「通識」、「生命科學」的合理質疑,回歸人的本性:「說故事」是我們理解世界、理解自身與他人遭遇的基本認知模式。其實這點根本卑之無甚高論,人人愛讀小說,不是嗎?

 從這個觀點出發,提升通識教育之道的合理策略便清楚了:鼓勵教師為說故事而發展教材。在這一方面,國內的環境並不令人鼓舞。我們欠缺中文範本,而引進國外知名作品又面臨翻譯瓶頸。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中譯本《萬病之王》在關鍵處屢屢出錯便是現成的例子。(無獨有偶,前幾年諾貝爾獎得主康納曼的書在台中譯出版,第一句便錯,至今未改。)「通俗書」、「科普」需要專業人士翻譯,並不是難懂的道理;而「老嫗能解」根本是神話,那些書的讀者若缺乏適度的好奇心、耐心,大概也讀不下去。因此鼓勵大學通識課教師從事翻譯、為通識教育提供可靠教材,是目前提升通識教育品質的捷徑,大概就不必再費說詞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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