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上閱讀

:::
通識在線第 70 期(2017年05月)

人為何而活?我的生命目的是什麼?


文/林建福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作者Anthony T. Kronman把《教育的目的:為何我們的大學不再探討人生的意義?》一書所有內容區分為〈導論〉、第一章和三大部分(由第二章至第五章所組成),筆者所要導讀介紹的是其中的〈導論〉和第一章。作者在〈導論〉之中強調大學可以而且應該教導「人生意義為何?」的課程,第二章則對〈為何而活?〉這個問題的意義與性質有所陳述,以便於開展後續三大部分的論點與主張。

壹、導論──大學可以而且應該教導「人生意義為何?」的課程
 作者大學就讀位於麻薩諸塞州的Williams College,這是所以大學本科生為主的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他為追求人生的意義於大二時(1964)決定休學,投身當時的民權運動,在求之不可得之下復學(1965),當時選修Nathaniel Lawrence教授的哲學課,探討存在主義。接觸了齊克果的《或此或彼》(Either/or),沙特的《存有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及天主教哲學家馬賽爾(Gabriel Marcel)的《存有的奧秘》(The Mystery of Being)。在課堂上,教授帶領學生探究三人的思想和作品,討論主題環繞在:如何及應該怎麼生活?我們應在乎什麼事及為什麼要在乎那些事?這些討論的核心扣緊「人生意義為何?」的問題。復學後的這第一學期,本書作者的學業重心在這門課。教授的認真引導、討論課的饒富意義、經典的深入閱讀和啟發,在在讓作者覺得「經典的探究對人生意義的追求有絕大的助益」。這種經驗使得他進一步的主張:「人生意義」的課可以是,也應該是,大學當中一門正式的課。換言之,本書最主要的訊息是:大學本科教育所該做的事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應是啟迪學生去探索人生的意義,而這種人生意義探索的最佳途徑乃是透過文學和哲學經典的認真閱讀。

 作者感嘆,在他求學的六○年代有如此美好的經驗,這經驗對他人生的後來發展有相當大的助益,但他這種機會在今天大學中不再有了。作者寫這本書的目的,主要是在追問:為什麼如此重要的學習機會在今天的大學中已不復存在?而人生意義問題不成為大學生學習的重點之後,這個社會要付出何種的代價?作者在本書中也不只停留在感嘆、抱怨及追索為何大學淪落到這種田地,他也還想探究重建大學榮光的可能性及途徑。他也提出,這些問題對許多人也有相當的意義和重要性。在大學中擔任人文學科的老師應該關心這些問題,作者認為,大學的文科老師的主要作用,其實就在人生意義的探究,他們對學生的義務也原本植基於此。大學文科老師應重新拾起他們的自信心,把他們的工作重點重新設置於人生意義的探索及教導。

貳、「為何而活?」這個問題的意義與性質
 作者在第一章第一段提出了一些彼此相關的問題:我應該怎麼來過我的一生?我最為關心(care about)的是什麼?為何我會最關心這些事物?等等,作者的這些提問來自於他認為我們的生命是我們最珍貴的資產,如何來過這一生就是人們所面對最重要的問題。此外,作者似乎先以總稱的方式提出「人們如何過一生」的問題,再以特稱的方式連結至「我應該怎麼來過一生」的一連串相關問題。當然,對於「什麼是生命的目的」或「什麼是我的生命目的」這種問題,作者承認人們總是說法不一。

一、「(我)為何而活?」這一問題具有個人主體性
 作者明確主張這類問題具有一種無可避免的個人主體性,而他賦予這種性質兩種意義。第一、個人性情上、文化上及其他種種因素形成彼此各異的稟賦,如此讓人們在思考與回答此種問題上有了不同的觀點,個人在我關心什麼及我如何選擇過一生的方式上表現出自己的色彩。第二、作者強調「只有我能回答」這個問題。以數學和歷史兩種學科來說,相對重視的是客觀或不涉及私人的(impersonal)觀點,譬如十七世紀法國Pierre de Fermatt所遺留下來的費馬大定理(費馬最後定理,Le dernier théorème de Fermat)難題已有「神奇證明」(marvelous proof),或者說歷史學科或真正的歷史學家應該以確定提出的答案是否正確比較重要,而不是汲汲於是誰發現了答案。相對於此,作者強調「什麼是生命的目的」此種問題則以個人主體的觀點為重──問題的答案是否是由我發現的,而不是該答案是否正確。也因此,別人可能已經或同時提出了這類問題的正確答案,當事人可以從中有所領悟或啟發,但是當事人無法把回答這個問題的責任退讓或委派給別人。

二、「生命意義是什麼?」此一問題令人茫然,但不可逃避
 作者把人們的關懷區分為兩大類:每日生活中的尋常關懷與較高層次的關懷。前者如:我該帶雨傘去工作嗎?打電話給朋友約會嗎?後者如:相對於我生命中的其他事情,我的工作有多重要?我的小孩愛我嗎?我值得他們的愛嗎?這些較高層次的問題似乎導向並匯聚在一個謎樣的問題──什麼是生命的目的?人們的生命是否具有能使這些較高層次問題值得追問的意義?如果有,又是為什麼會有?依作者的見解,這個問題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很罕見地出現,而且由於前述詢問此種問題所產生目眩盲然的作用,只有像Socrates、Jesus此種少數人能夠有不屈不撓地追尋生命之意義此問題的能耐。

 然而,可以發現作者是把人的生命視為一個決定與獻身的金字塔,而且人們的所有獻身都是以遞升序階(ascending hierarchy)的方式相互連結。依作者之所見,人們一生生活中常見諸多細小的決定並因而作出最為不足道的獻身,這些決定與獻身位於生命金字塔的底部,具有更大重要性的決定與獻身則位於此金字塔更上層的位置,而且更高階的決定與獻身是較低層或底層者的基礎,即提供後者架構與支持上的證立,金字塔最頂端的則是人們最深層與最重要的決定與獻身,它依序提供那些位於金字塔低層之決定與獻身的基礎。而且人們每一層級的獻身建立在更高層級的獻身之上,較低層級中的騷動總是會如同漣漪般向上擴展而引發較高層級中騷動,雖不常見但總是存在著。嚴重到導致生命危機的情況是罕見的,但是這種可能性促使人們注意到獻身的序階(hierarchy of commitments)。

 易言之,作者認為人們生命中最小的意義單位,或日常生活中最細微的決定、獻身,之所以能夠適得其位或順利完成,那是因為人有一個更大的意義單位作為背景,而最終的頂端則是關於什麼是生命本身之目的的想法。如此說來,無怪乎作者會說此一生命(之目的與價值)的問題翱翔在背景,關於這個問題的想法未被述說,或甚至無法文字表達,但卻是根本的。另一方面,由於有關生命意義此問題的想法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種種決定及獻身之所以具有意義的背景,這也說明為何說人們事無法須臾免除這個問題。雖是如此,人們認知到關於此一背景的問題能夠產生重大的影響力,足以挑戰或顛覆人們既定的日常工作,並引發危機。最後,作者在此提及一種相關的焦慮(anxiety),可是他似乎沒有清楚說明。仔細推敲其意義,彷彿表達人們基於對生命意義之問題有這樣理解,一方面相信這種理解也成為個人維持其相信此問題之重要性,但卻也了解它足以引發生命的危機,因而此種理解是這種焦慮的源頭。

三、以「究竟我應該關心什麼?」來回答「生命意義是什麼?」
 針對「生命意義是什麼?」的問題,他認為這和「究竟我應該關心什麼?」此一問題是相同的,而且人們會更加熟悉後者,更容易了解其迫切性。這種陳述方式具有另一項優點,即能夠強調此問題答案之奇特與熟悉的性質。也就是訴諸「關懷」(care)此詞的通俗用法,它表示關懷者對保護、保全或完備被關懷者感到興趣,因此,關懷者所含的關注並不是某種自私,不是為了促進關懷者本身的福祉,被關懷者的福祉才是關注之所在。也就是說,他者導向(other-directedness)是關懷最首要具有的特性。那麼似乎可以說只能是因於人們生命之外或超越其生命的事物,其生命才具有它擁有的意義。因為假使關懷是他者導向的,那麼賦予人們整體生命最終意義的終極關懷必須導向人們生命之外的其他人事物。假使只把自己本身作為自己最大關懷的對象,事實上是一點也不關懷任何事物,因而這種冷漠(careless)的生命可說是不具有任何意義的。甚至作者主張「除非存在著個人預備好要為之而犧牲生命的事物,否則他是無法過有意義的生命」。人們確認到有他作為終極關懷或比現在所擁有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事物,這種確認的程度和其生命有多少意義是成正比的。這裡這種(更重要的)人事物是什麼或該是什麼呢?作者承認這的確是極端困難的問題,但又是每個人在個人生命所面對的問題。

 由於人們至高層級的關懷有了錯誤或無知的情況,會賦予整體生命錯誤的意義或視之為毫無意義,因此加以釐清與改善的迫切性昭然可見。不過,人們有可能改善其至高層級的關懷嗎?依前述的敘述來說,作者是認為人們有加以反思與改善的可能性。易言之,他指出人們對自己的種種關懷能夠具有自主的反省性,也就是可以加以判斷、評估與改善。儘管這種改善未必完全克竟全功,但作者相信這樣有助於人們對自己至高層級的關懷能有深化的自我覺知,這不僅其本身是好的,同時也是自我提昇(self-reform)最有力的源頭。

四、「生命之意義」和「生命其他部分之意義」此兩問題間存在著斷裂
 作者在此區分兩類問題:整體生命之意義和生命中某些事物之意義這兩種問題,後一類問題是指人們為何從事某活動、締結某關係或追求某計畫的問題。作者指出一般常見有三種回答後一類問題的方式:一、手段式的回答。在這種回答方式下,所從事的活動是一種手段,是達到其他事物的工具。譬如,工作是為了工資或工作所產生物質的利益,工作具有工具性價值。二、彰顯(revelation)式的回答。有些生命中的活動能夠具有非工具性價值,或者說不只具有工具性價值。譬如:工作可以使人們運用技能,而這本身就是快樂的源泉。三、組成(composition)式的回答。當人們從事閱讀、運動或旅遊時,可以說人們是為了和諧(well-balanced)的生命而從事此等活動,這些活動本身是內在的善(intrinsic good),他們本身是令人感到愉悅的,同時他們也是某複雜整體的部分。而當人們試圖要以這三種方式來回答「生命之意義」這類問題時,卻發現只能從想像的觀點提出的。如此,人們把其生命擺在一個更寬廣的參與架構,諸如愛國者、信仰者、父母親等把生命分別安置在其國家、家族擴展的進程或造物主的寰宇盛會之中,從這個較為寬廣的架構來理解其整體生命的意義與目的。而且回答整體生命之意義或目的的情況,就只能限定在生命本身的界限之內,即人們無法站在一個真實的有利點以便把生命視為一個整體加以了解,每個有關生命之意義的主張都是由此生命所提出的。

 最終,作者把論述連結至高等教育。也就是說,針對「我最終應該關心什麼」這個問題,是只能由當事人本身加以回答,而假使這是這麼一種深具個人主體性質的問題,那麼生命意義是否能和大學校院諸多學科一般成為校內有益而可加以探索的主題呢?作者進一步指出大部分的大學校院輕忽了生命意義的這個問題,然而在不久之前,許多大學院校教師相信自己有責任及權能來引導學生系統地探究此一問題,特別是人文學科當中的教師。這些教師確認到必須是由每個學生自己來回答此一問題,可是也相信有組織地審視過往偉大作家及藝術家所提出此一問題的答案,這對學生們會是有助益的,而且這也是絕對必要的幫助。作者認為,如今此種信仰不再信心喪失,這並不是此一問題本身的邏輯使然,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這在後續會加以說明。 
cron web_use_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