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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期:教師通識素養的條件與養成

從儒家教育精神看教師通識素養的條件與養成


文/張崑將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
 本期《通識在線》主題是有關教師通識素養的條件與養成,依其發刊要旨,問了四個問題,由於我的專業是儒家文化,所以嘗試用儒家的教育理念回應這些問題。因篇幅所限,我僅回答前面三個關鍵問題。

 我當然深知儒家在近代被批判的背景,但是當年五四反傳統的背景是:在救亡圖存的國難當頭,儒家被認為起不了「救亡」的作用,反而阻礙了近代民主、科學的進展,是落後封建的代名詞,也是講君尊臣卑、扼殺人的主體自由精神等等。如實言之,我們不能說五四知識青年的觀點全錯,但也不能否認其反傳統存有很大的盲點,畢竟任何再好的東西,例如偉大的宗教,教義都是好的,但實踐在人身上,則會出現邪教、邪說的問題。因此,沒有必要在反對被誤用或被工具化的宗教或儒家的同時,就將其全盤否定,正如西方諺語「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昔日明代大儒王陽明也有詩云:「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表達的都是類似的意思。其次,偉大宗教或儒家思想並不是宗教或儒家本身有問題,而是人本身在學習與體會上出現偏差的問題,並以「相似法」或「以假亂真」的教義解釋或行動,形成個人慾望或權力操弄的工具。追根究柢而言,不論是個人層次,或是國家層次,關鍵還是在教育的方向是否正確、教育宗旨是否把握的清楚,否則投入了龐大的教育資源,造就的可能還是一個功利主義的社會,不公不義現象愈多,貧富差距愈大,社會脫序狀態愈甚。但是,教育的方向如何運行的正確?運作的過程中是否時刻把握教育宗旨?這是一個大哉問的問題。因此,也許我們可先撇開被誤用或被政治化、被工具化的儒家,直從儒家本有優良的教育精神,來探尋這次主題「教師通識素養的條件與養成」,將會發現有諸多的「無盡藏」。以下我僅以《論語》的內涵企圖回答本次發刊的三個問題:

一、就當前與未來對於通識教育的期許而言,做為教師的通識素養,需要何種條件與養成過程,以勇於承擔高等教育的理想性?

 孔子的可能回答是「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前者是「士」所應具備的通識涵養,後者則期許教師本身是「君子」,具有實踐教育使命的承擔者。當然「士」與「君子」還是有所差別。

 今日的「教師」其實是古代的「士」,但還不一定是「君子」,古代「士」要具備的通識素養是「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於道」就是確立自己的教育或人生宗旨,古人談學習或教育,第一件便是「立志」,「立志」並非將來尋求一個職業的意思,而是讓自己成為「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確知教育是改變自己與改變世界的神聖志業,並依循此宗旨的方向去努力實踐。問題是這個「教育宗旨」是什麼?我們今日可以綜合古今中外偉大教育家的教育理想來看,不論是儒家的成聖成賢,佛教的成佛,或實踐上帝使命,均發現都離不開「利他的愛人之心」,透過「仁愛之心」、「菩提心」、「博愛心」的實踐,使人可以將自己的格局拉高、拉遠,逐步達成人格的完善,轉化自己,進而轉化他人,實現一個真、善、美精神的大同社會。

 教育宗旨與方向確認後,後三項「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便是實踐的方法。「據於德」須有道德的情操,「依於仁」須有仁愛之心,「游於藝」在古代須能通禮、樂、射、御、書、數各種才能,在今日可以說須有扎實求真的專業學識,但這種專業學識,需要處處以前三者為依歸。「道」、「德」、「仁」、「藝」四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一而四,四而一,通識教育如果只偏重「藝」而無「道」、「德」、「仁」,那就是專才教育,而不是通才教育了。

 其次,如何養成教師「勇於承擔高等教育的理想性」,則需要一群儒家所說的「君子」。君子是在「士」的基礎上,認真實踐,以仁為己任,胸懷天下,認識到教育的神聖性,無論遇到任何順境與逆境,始終在教育現場永不退縮,所以孔子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為實現教育理想,周遊列國,與其弟子之間,餐風露宿,或遇戰亂而彼此失散,或遭宋國大夫追殺而逃亡,甚至在陳蔡絕糧七天,從者皆病,弟子子路等都起了對師長的信心,質問「君子亦有窮乎?」但這些都沒有打擊孔子為實現「道」的熱誠與信心,孔子一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的回答,對比出君子與小人的格局與氣度,展現了承擔教育神聖使命者的堅定信心與無比勇氣。正是孔子如此的以身作則,故能培養出一群具有君子人格的弟子,追隨並傳承孔子教育的真精神,代代相傳,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蘊。教育之所以成為可能,文化之所以可以傳承,正是每個時代都有這樣一批勇於承擔教育使命的君子。

二、如何融通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以提升教師的通識素養?
 孔子的回答可以是「君子不器」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前者破除通才與專才兩分的問題,後者提供需要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術社群力量,一起互相切磋、砥礪,以期個人在進德修業上不斷增上,並且透過團體力量發揮社群的影響力。

 今日大學教育學科分工,理工醫農商、政經文史哲,打破過去經史子集不分的整全式教育的方法,特別是科學昌盛,許多的技術發明與研發,都強調須有科學實驗的求真精神與客觀知識,只有這樣的客觀知識,才能普遍化、數量化、標準化甚至產業化、商品化,影響所及,各領域的專業學科,都在科學主義的要求下,自動成為科學領域的附庸,高等教育淪為專技之學的天下,大學只成為「求真」精神,但「善」的道德精神,「美」的藝術精神漸成為附庸。殊不知離開了善與美精神的「真」,恐怕不是真的「真」,也可能成為「偽科學」,而不是「真科學」。

 其實,科學如同宗教或儒家理想一樣,本來目的是要追求人類真善美的幸福社會,但因其發展過程中,其宗旨被模糊了,方向走偏差了,形成許多「以科學之名,只為求自己或一小群者的利益而損及他人或環境的發明」,例如塑膠與農藥的發明本要為人類解決「不方便」或「糧食生產不足」的問題,但發展今日已讓人類養成用完即丟的消費習慣以及破壞地球生態的最大殺手之一,其他手機、電腦、電燈、汽車產業的發明,本也是為便利人類,卻也成為資本家追逐利益,動輒兩三年推出新款,助長人類物質消費的慾望,今日大學許多新興學科,都是科學主義掛帥下的產物。

 對峙這樣的專業技術掛帥,我們不得不讚嘆當年孔子即已揭示「君子不器」的精神,或可作為當今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的原則。「君子不器」意味一位君子並不將自己的教育理想與格局限定在一技一藝,如同器皿一樣,僅侷限在一個用途。君子期勉自己要「成大器」,而不是侷限於「小器」,而為了讓自己成大器大用,就必須不斷讓加深自己的智慧與加廣自己的才能。一位真正的君子是要在一技一藝中體驗出「道」的永恆精神,把握住道的宗旨與目標,如此才不會使自己的專業淪為資本本義的附庸,喪失君子的主體人格與人生宗旨,而僅成為追逐利益的小人。由此觀之,科學本身不是問題,但其出現問題,是教育方向偏差與宗旨模糊才衍生出問題。君子重視的是真善美全方位的教育精神,「真」的科學精神,也必然在「善」與「美」的涵養下,才能成其「真」,而「善」與「美」的精神涵養,也需要「真」的實驗與實踐精神,這種整全的教育,只能透過通識教育,而不是專業教育。但這並不是說,只有人文學科的人才具備教導通識教育的資格,而是每個專業學科都應開發其學科中的「善」與「美」,更正確的說,每個專業學科本身在教育的過程中,都要把善與美的精神涵養注入到專業教育中。例如一個學醫的人應有人文素養,「先學做人,方學醫」早成為醫學院通識教育的指標,否則醫學僅會訓練一批「醫匠」。一個電機學專業的人,為免成為「電機匠」,也應在其專業中處處問這個研發與學習是否忘失了「善」與「美」的教育宗旨,否則其研發與創新可能只是助長資本主義的工具,加深人類的不公不義現象。

 至於本問題中的第二個問題:「如何提升教師的通識素養」,則需要一群同道君子,不斷互相砥礪與成長,形成一股群策群力的力量,發揮影響力。孔子與弟子之間的師生共學群體,在當時堪稱創舉,也鼓動風潮,教育改革與創新也從這一群師生團體開始。因此,不要忽視一群有共同學習宗旨及正確方向者所發揮的影響力。

 上述「道」、「德」、「仁」、「藝」通識素養的養成,絕不是一個老師自己關起門來讀了很多書,就可以培養出來,須與一群師友之間互相切磋共學並且實踐,養成「好學」與「力行」的精神,鞏固信心並增強力量,孔子在《論語》首章即揭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正是具有這種友朋之間的切磋共學精神。孔子讚嘆過弟子子貢引用《詩經》的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正蘊含這種師友或友朋之間的切磋學習之樂。傳統儒學的書院精神就有這樣的友朋切磋學習之樂的精神。以今日言之,可以組織一個志同道合的理性學術社群或是民間書院,彼此亦師亦友,一則培養青年後進,一則關懷公共議題,互相打氣與支援,不斷提策教育宗旨與方向的正確,創立一個可以提升自己與提升別人的學術社群,適時地發揮這個社群團體的影響力。

三、期許做為具有通識素養的教師,需要資深教師引導嗎?如果需要,資深教師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毫無疑問,孔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孔子當年學習六藝,每一藝都是向資深教師學習而來,所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等,孔子相當好學,且學無常師,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但是,這些讓孔子學習的老師群中,孔子體認到最重要的老師便是周公,周公是這些老師中的老師,孔子以「不復夢見周公」為憾。可見,所謂「資深教師」,並不一定是現世的,更可以上溯古聖先賢,與之精神心靈相通,如孟子當年也是私淑孔子,以孔子為依歸。那麼,周公這位資深教師為何值得孔子學習?對孔子具有何種引導作用?以下簡單羅列兩點說明:

(一) 具有崇高的人格典範與實踐精神
 周公是文王之子,文王在世時即非常孝順。兄長武王討伐商紂王時也盡心盡力輔佐,也曾一度齋戒祈禱願犧牲自己代替重病的武王。在武王去世後,又大公無私地輔佐幼子成王繼位,平定了哥哥管叔與弟弟蔡叔的聯合之亂,等到成王年長,還政於成王,展現其政治長才與忠心耿介的典範,天下可取而未取,處處以身作則,《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訴說著周公勤政愛民、禮賢下士的仁德精神。

(二)具有相當的學識涵養與遠見
 周公制禮作樂,繼承先王志業,擘劃百代新局的典章制度,如果沒有相當的智慧與遠見,以上事業都不可能發生。《論語為政》篇中,子張問十世是否可知,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八佾〉篇中孔子也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公代表創作周朝文物制度的聖人,因此孔子雖是殷人,但可以打破種族藩籬,由衷佩服周公,並以繼承周文化為己任,認定周文化精神可以為人類社會帶來大同社會的理想。

 以上二事,充分說明周公這位孔子心中的典範人物,具有智仁勇、忠孝節操、捨己為人的典範人格,影響孔子相當深遠。從孔子「不復夢見周公」為憾一事看來,孔子做任何事都希望能與師長心心相印,具有強烈信奉師長的信心與繼承師長的志向。孔子自己樹立了尊崇師道的典範,日後成為萬世師表。今日我們談教師應具有何種通識素養,自己或許不具備周公、孔子的條件,但藉由一位生命典範的「資深教師」引導,處處向他學習,熟悉他的學說,透過慎思明辨,修正自己、調整自己,加廣並加深自己生命的格局與深度。教育之所以有可能,是取決師生之間的這種高貴人格生命的經驗傳承,不是只有專業技術的學習。畢竟老師的高度有多高,學生的高度就會有多高,文化底蘊之所以能夠深、夠厚、夠廣、夠遠,是因為歷代有君子的出現,不斷傳承師長的志業。

 以上也許老生常談,卑之無甚高論。但是,今日教育最大問題,是教育宗旨模糊導致教育方向出了偏差,以實用的專技之學主導了核心教育功能,此其一。又高等教育的專家學者,往往固守或滿足自己專業,以為不必再向人學習,不必再有老師,只要教好自己的專業即可,至於專業與自己生命之間,或自我生命如何與學生生命之間的深邃連結關係,可以置之不問,此其二。以近十幾年來東亞國家韓國、日本及台灣的高等教育改革為例,這三個國家透過推動大型計畫如1999年韓國推動腦力21(BK21)計畫、日本2001年推動「21世紀CEO計畫」、台灣2006年推動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均投入龐大經費,以追求世界一流大學為目標,爭取學校世界排名,雖也有其部分成效,但也造成不少負面效果,諸如為因應短期計畫的成效,從而更強烈要求知識的客觀化、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最明顯的例子是2015年日本文部科學省祭出「文科不要論」,逐年減少甚至裁併國立大學文科的組織與師生員額,並且已經在國立大學發酵,因為所謂的「文科」在知識的客觀化、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的要求下,都是「不實用」的科系。未來,韓國、台灣也需要面臨類似「文科不要論」的困境,而通識教育也可能在這一波更強勢的全球資本主義的浪潮下,成為可有可無的黃昏學問。

 但是,在東亞國家這波高等教育文科退守浪潮中,反而中國大陸異軍突起,重拾過去被拋棄的儒家文化,近二十年來透過政治與文化力量推動的國學熱、儒學熱,各地書院及讀經風潮如雨後春筍般復興,相較於東亞國家受儒家影響的韓國、日本及台灣的疲弱不振而言,這種推動文化復興、重拾文化自信的現象,值得令人關注。儘管這波國學熱或儒學熱背後有政治力的操作,但也有不少民間自發的力量,顯見過去文化丟失後,出現文化渴求的現象。由於周邊國家都受過儒家文化的洗禮,大陸也積極要向東亞周邊國家汲取曾經丟失掉的儒家精神與文化,正所謂「禮失求諸野」。我個人覺得,台灣是保存儒家文化相當豐富的國家,未來教育政策制訂,若能引入傳統豐富的儒家教育理念,確立核心教育宗旨,掌握教育的正確方向,扭轉當今重「器」輕「道」的教育方向,回歸「道」、「器」並重,互為體用的教育宗旨與理念,不僅可以改造台灣教育本身,同時也可改造中國、改造世界。教育無國界,誰愈清楚教育宗旨與正確方向並直道而行者,誰就愈擁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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