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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期:教師通識素養的條件與養成

消失的知識分子


文/曾錦坤 中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好久沒有接觸到與「知識分子」相關的問題討論或報導,這或許是由於我的知見褊促、孤陋寡聞,或許是由於時易境遷,知識階層消失,「知識分子」相關的討論已經不成為問題。如果是前者,那麼我應該放寬視野、謀求改進。但我最怕的是後者。從外表看,知識分子的消失只是一個社會的現象、時代的趨勢。然而就知識分子之消失對家國社會的影響來說,實非輕淺,而且也不容輕忽。

 什麼是知識分子呢?他與士人階層相當。簡單說,有兩種人構成士人階層。其一,是古代的文官系統,參加科舉考試,從秀才、舉人直到進士,幫皇帝統治社會的一班文人。其次,是警覺到個人生命中的社會責任,帶領社會、修己成物以擔當世運的這些人;簡單講,就是儒者。這兩種人並不相互排斥,有些儒者也參加科舉,但是他們的基本精神不同。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帶動社會、擔當世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三百六十行,琳瑯滿目;我們今天什麼行業都有,獨缺帶動社會、擔當世運的這一票人(以上只是舉例,取個方便)。

 大學教授是現成的知識分子,但是各有專業領域,卻少有人以帶動社會、擔當世運為職志;少數社會政治法律學者或行動家,胸襟懷抱甚至行為動機又與古代士人大不相同;換句話說,他們更像是專業人士,只是領域與士人恰巧重疊。我們平日所耳聞目見的,更多的是發自個人利害與黨派利益的言論與行動,而不是發自家國社會的立場的言論與行動。結黨則營私,黨同多伐異。這些事實,我們幾乎已經習以為常,而且見怪不怪。知識分子是消失了,這個現象,似乎越來越嚴重。

 孟子說:士尚志。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論語泰伯》第七,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發展到宋明,便有人提出「立人極」(建立做人之典範),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理論。目標高遠,苦難達成;然而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如果完全剝除人的理想性,那麼又如何凸顯人存在的價值?當知識分子完全消失,人的理想性完全剝除之後,剩下的,就只是洪荒的動物世界。這些士人言論囂囂、志大才疏,頗為惹人生厭。但如果把他們從人類歷史中剔除,那麼世界又是另一番景象。

 簡單講,沒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民國不可能建立;沒有人甘心當烈士;然而當形勢逼迫(當烈士或當亡國奴)時,這或許反而是較佳的選擇。感激前人種樹,後人乃得乘涼。沒有胡適、殷海光、雷震、徐復觀(舉例而已)等人的近代史,必然顯得落寞荒涼。這些人物都過世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接替的人物是誰?知識分子是社會上最沒有用的一群人,理論多,行動少;關懷多,成就小。

 然而,無可疑慮的,知識分子又是社會的良知、公義與價值的守護神;當大家都因身家利害而噤若寒蟬時,只有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毅然為公義奮鬥發聲。老實說,沒有知識分子,馬照跑、舞照跳,太陽依舊運轉;只是有了知識分子,世界顯得熱鬧而繁榮。人不應只是趨利避害的動物(李嗣涔對台大學生的警示),目標也不應只是名位和錢財。

 想想,知識分子為什麼消失了呢?其一,是專心爭取國科會研究和補助;一年申請一到兩次,保證把你困死。其次,應付公私立大學評鑑。花樣層出不窮,表格填寫不完。外表的業績增多了,研究的時間和研究的品質減少了。把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亡國滅種、綽有餘裕,何況只是殺死幾個知識分子。很自然的,沒有人再去從事對個人來說不痛不癢的家國社會的擔當與關懷。管閒事的人少了,大家都活得很踏實,為保住一份教職而捨身賣命、拚死拚活。不是這樣的人,反而讓人覺得有點奇怪。古代用科舉籠絡士人,好歹還有個一官半職可以玩弄;一個國科會獎助和大學評鑑就結果了當代知識分子;這麼廉價的伎倆,讓人覺得有點不值和悲哀。

 早些年有一本暢銷書,叫《寂靜的春天》。這是一本環保性質的書,因為污染嚴重,蟲鳴鳥叫不見了,所以大地寂靜。台灣社會的問題比這嚴重多了,消失的是人(知識分子)本身,而不只是昆蟲與小鳥的叫聲。在乎蟲鳴鳥叫的人,怎可輕忽知識分子?漠視知識分子消失的嚴重性,正是重物而輕人;然而,人其可輕忽乎?我很擔心自己話太多了,或杞人憂天、庸人自擾,但我更不敢瞞昧內心的感受和看法;所以我還是勇敢地把它們寫出來,或許還有供人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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