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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期:技職通識是否要複製綜合大學?

再論「學用落差」:經濟與教育


文/陳政亮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祕書長
 上一篇「工會之眼」〈所謂「學用落差」?〉中,我認為「學用落差」這個概念應該放在「發展主義人力資源」論述的脈絡下來理解;這意思是說,此論述強調著「教育的功能乃在於培養對市場有用的人才,進而有助於經濟成長」的信念,而如果教育無助於此(例如:畢業生沒有受到企業的青睞),便算是教育的失敗,而在此論述的籠罩下,「弭平學用落差」便成為當前高教政策的核心思維。上篇文章中我也提到,這類的想法完全忽略了市場本身的問題。譬如說:傳播業界充滿羶腥色的風格,要求畢業生「弭平學用落差」,不啻是要求學生降格到如此的媒體水準,未免太不長進。另外,我提到在制度上,大學把學生推向企業去實習,卻完全忽略對實習內容的規範與設計,導致了對青年勞動者的剝削。簡言之,我認為對市場的盲信是當前教育的核心問題。

 本篇文章要進一步討論的,則是教育與經濟的關係,我想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才能更徹底的面對「學用落差」。如上所述,上篇批評集中在:當市場本身有問題的時候(產業的錯誤方向、無法自我提昇、剝削青年勞動力),教育去貼近市場是一種錯誤。那可否這樣說:當產業是正常(或「正確」、「正義」)、停止剝削的時候,教育便該貼近市場了呢?或者我們得問一個根本的問題,教育的目標應當是「經濟的」嗎?

 以當前的《大學法》來說,它認為大學的宗旨除了教育與學術之外,還有「提昇文化、服務社會與促進國家發展」的目標;而這些文字背後的概念,涵蓋面非常的廣,幾乎可以包含一切人類行為了。而事實上對大學加上許多宏大的目標,是極為常見的事,例如: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校訓」,指導著教育的方向。另外,像是最近這十幾年,因為人們習慣了電腦打字而失去書寫能力的同時,便有人不斷呼籲大學的目標得再加上「搶救中文」這一項。學習哲學的人則說,大學應當要強化哲學思考能力,畢竟這是「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嗯,通識、數學、品格、公民、法律、媒體……也都曾發言道,必須強化這些領域的教育,畢竟都是「必要的訓練」;放大來說,哪個領域的專家不曾感嘆過「年輕人XX基礎太差,簡直動搖國本」呢?其實,教育的任務無遠弗屆,把教育跟經濟關聯在一起並不是件意外的事;換言之,「教育如何促進經濟發展」此問題就如同「教育如何促進公民(中文、數學、媒體……)素養」一樣,具有同等的「正當性」。不過,因為市場的力量大到可以支配國家政策,從而決定了教育的制度、走向與結果,它的威力確實與其他領域不同。

 無論如何,有人是這樣回答這個「教育與經濟」問題的:我們必須從國家具體的經濟處境來思考整體的企業戰略,而集中資源強化某某(如:奈米、生技、光電、資訊……)領域,將可打造未來的經濟成長,因此國家的教育必須把力量投注在特定的領域上;當然,「特定領域」到底是什麼,一向是各方辯論與資源爭奪的焦點。舉例來說,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價值的石化產業顯然已被全面攻擊,電子業製程中對環境的污染也逐漸為世人熟知,而綠能相關的產業似乎將在下個階段的辯論中勝出。或者,也有人會說台灣即將進入高齡化的社會,醫護長照等相關產業將帶來鉅大的產值,教育必須培養這類的人才。又或者,當期望台灣成為所謂「亞太金融中心」的同時,「金融與管理」就變成是最重要的項目了。

 毋須多言了,這種說法無論換成哪種的版本,都只是(綠能、長照、生技、金融……)重新填空而已。當然,我倒不是說所有版本都一樣好或壞(畢竟環境友善比起高污染的產業有其正義性),而是說這些版本皆從外在的觀點視「教育為一種工具」;換言之,在經濟成長的版本中,教育並沒有什麼自己內在的旨趣,它的功能(或說是效能)便是服務於(特定模式的)經濟成長。按這個邏輯來說,中文、哲學、通識、數學、品格、公民、法律、媒體教育……等等,也是一樣的,都是把自己認為的重要目標,加在教育上頭成為「強制的任務要求」而已。如同前兩篇「工會之眼」所言,我認為教育只能是協助人在實踐中主動的產生有意義的智識成長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任何任務都可能(或不可能)完成,例如:的確有可能產生學用合一的效果,或者確實能夠協助經濟成長,但教育本身並非是為了服務這些任務而存在的。

 針對經濟與教育的問題,還有一種說法是:「有好的教育,人的品質自然會提昇,好的人才自然會帶來企業的成功與經濟的成長,這完全是自然的結果。」這種說法其實是無法說服「經濟派」的吧!況且,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在實踐上完全有可能是顛倒的結果。畢竟學習者的興趣與志向的多變性,無法保證可以百分之百的促進經濟成長。

 無論如何,上述反對「教育作為一種工具」的說法,大抵是從應然層次上來說的:教育應當要有自己內在的旨趣,它的目標除了由學習者於實踐中發展之外,不應由外在的任何強制力(特別是市場)所決定。這個教育目標不必去乞求經濟的救贖,也不用對學用落差有「愧疚感」(從而提出「好教育必然會有好經濟」的假設),否則它終將產生對受教育者各種壓制作用,失去教育所能帶給人的解放力量。總結而言,教育必須以受教者的條件、意願與需求為核心根據來發展,其過程具有寬廣的、實驗性質的彈性,這與傳統教育「設定外在目標、進而追求必要的效能、最終以權威對受教者進行填鴨」的「訓練」完全不一樣。舉例來說,即便受教者一開始的目標的確是「經濟的」,但其過程也必須容許、鼓勵其目標與方法的轉變,從而進行更綜合性的學習。這便是內在動力與外在強制力的根本分別,而前者才是教育的定義。

 當然,作為一種應然的論述,教育在現實上離這個目標還非常遠,它需要諸多複雜的制度改革才能完成;而首先我們要面對的困境便是:當前教育工作者所處的制度環境能否支援這樣的教育信念?更具體的關切是:教師在特定的制度中如何看待學生?如何看待自己的知識與技能?從其經驗中,體會了什麼樣的教育意義呢?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在下一篇「工會之眼」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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