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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42 期(2012年09月)

東亞書院制度與書院精神


張亞群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

 剛過去的一年是書院制度廢止110周年。作為獨特的教育組織形式,書院萌芽於唐末,創建於五代,興盛於宋初。在其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先後移植到朝鮮、日本、東南亞和歐美國家,產生重要的國際影響。書院與中國傳統文化關係密切,它是儒家人格理想發展的產物,推動了儒學轉型及儒學文化傳播。今日談書院旨在繼承其辦學精神。那麼書院的教育精神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即儒家人文精神與通識教育傳統。

 歷代書院眾多,以廬山白鹿洞書院、長沙嶽麓書院、河南嵩陽書院與應天府書院「四大書院」最為知名。古代書院培養了大批高層次人才,促進了社會發展。朱熹致力書院講學達50年,弟子遍佈天下。應天府書院,據不完全統計,自941年至1905年間,共培養了3萬餘名學生,其中有著作傳世者達100餘人1

 書院與古代思想文化發展相輔相成。理學的創立、傳播和發展,與書院的興辦、教育傳承緊密相連。從理學創始人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到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無一不是書院教育家,其間師承關係歷歷可尋。朱熹曾受學於楊時門人劉勉之,並問學於「二程」的三傳弟子李侗,而楊時則為「程門四大弟子」之一,被東南學者奉為「程氏正宗」。

 書院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堪稱珍貴教育文化遺產。宋代書院秉承儒家通識教育傳統,極為重視人格養成與自學能力培養。朱熹認為,學問靠自己積累,義理靠自己探索,為師者只是引路人。其教學形式靈活多樣,包括升堂講說;認真讀書,自行理會;互相切磋,質疑問難;展禮;優遊山水之間,等。門人後學將其概括為「朱子讀書法」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

 胡適曾高度評價書院的作用與精神,認為:「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占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惟書院是賴」;「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譬如南菁書院,它所出版的書籍,等於外國博士所做的論文」;「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2。中國書院至少比歐洲大學早誕生近300年。臺灣師大伍振鷟教授指出:書院「與西洋時代相同而年代略晚的現代大學的興起相較,無論在制度、規模、以及教育內容等各方面,均足以相提並論,東西輝映。」3書院注重藏書、出版以及學生人格薰陶、自修研究、質疑問難的教學特點,譜寫了儒學通識教育的新篇章。

 受中國文化教育影響,書院自元代始傳入高麗。韓國學者認為:「朝鮮成立的書院一般理解成奉祀先賢、先師的『祠』和教育子弟的『齋』的結合體」;「書院制度被採用、鞏固之前,士林派系列的學統主要通過書齋、精舍及家學的方式傳授。高麗末,作為隨著性理學的收容而開始的地方私學實體,士子(士人)簡單的藏修、講學的書齋、精舍等被發展到由嚴格的學規進行管理的書院,其各種原因複合在一起起到了作用。」4其中包括受到中國書院制度的影響,而出現崇拜朱子思想的高潮。

 朝鮮最初的正式書院,是李朝中宗三十八年(1543年)慶尚道豐基郡守周世鵬建立的白雲洞書院,依附於祀廟。1549年,該書院由朱子學派主要代表人李滉發展為儒生藏修及講學所,被朝廷賜額為「紹修書院」,與官學的鄉校享有同等地位。至16世紀末,朝鮮有賜額書院15所5。另據統計,朝鮮歷史上的賜額書院合計為269所,占書院總數的40%以上。朝鮮書院深受朱熹學說及其辦學實踐的影響。不僅白雲洞書院仿照朱熹修復的白鹿洞書院規制而建,而且各官學和書院採用白鹿洞書院的學規,確立了朝鮮教育史上兼具祭祀與教學兩種功能的「正軌書院」的概念。朝鮮奉祀朱熹的書院有25所,占奉祀中國先賢書院總數之43.85%,位居第一6。16世紀後半初期,朝鮮產生書院講會;至17世紀初期,它成為書院講學的主要方式,並形成一種制度。

 如今在韓國,到書院研習儒學被列入青少年教學計畫。每年幾乎所有青少年都有1周時間,專門進入各大書院,學習儒家經典和禮樂騎射。2007年11月1日,韓國全羅南道畢岩書院、光州廣域市月峰書院、大成祠書院、羅州鄉校等書院院長、權威研究學者等22人參訪浙江杭州萬松書院,拜祭孔子。萬松書院藝術團為其表演《尊孔祭孔禮儀樂舞》。

 中國書院制度曾傳至日本,儘管並未全面推行,但對日本教育產生一定影響。在江戶時代,隨著朱子學、陽明學的引進,日本學者們開始接觸「書院」這個詞。後來有人把私塾稱作「書院」。日本學者平阪謙二曾搜集這一時期稱為書院或以書院命名的學校13所,認為對於中國書院制度,「日本只不過模仿其部分特徵而已」。他在描述日本書院模仿中國書院的「釋菜」典禮和學規時坦言:「置身聖堂,參加中國書院的祀孔典禮,看著掛在楹間的《白鹿洞書院揭示》,仰望這名為鶴山書院、東原精舍的房頂,我們會覺得像看到了白鹿洞書院的影子。」7另據統計,作為日本學校的書院數量,白新良先生列有35所,劉琪先生列有56所,鄧洪波教授則列有73所。這些書院作為江戶時代的學校,以講漢學為主,有些是陽明學派、朱子學派的基地,有些還教授醫學知識8。《白鹿洞書院揭示》通過朝鮮學者傳播等途徑,在日本廣為流傳,懸掛在藩校(官學)、鄉學(私學)中,成為日本一些書院或學校教訓生徒的規則。創立於1853年的鄉學「興讓館」,至今仍懸掛著《白鹿洞書院揭示》,要求學生誦讀。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書院傳統的深遠影響。

 書院制度通過華僑移民媒介,傳播到印尼、新加坡、美國等地。1690年巴達維亞華人甲必丹、郭郡觀等創辦的明誠書院,是海外最早的華僑義塾。1854年閩南籍僑商陳金聲等,在新加坡創辦萃英書院。其成立碑文曰:「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是荒陬遐域,化為禮儀之邦。」1867年,陳氏宗祠附設毓蘭書院。這兩所書院成為閩僑歲時祭祀和教學育人的場所,後發展為當地著名華文學校。

 臺灣擁有書院教育傳統,在清代先後創建大小書院60餘所,長年堅持辦學的約有30所左右,其中以台南海東書院規模最大,享譽閩台。據王啟宗《臺灣的書院》(臺北:1999年,第27頁)統計,61所書院中,台南有20所,高雄和屏東共8所,且設置時間較早,顯示書院制度在臺灣由南向北的傳播過程。各類書院以閩學為主導,在學規、教學內容和方法上,深受朱熹教育思想影響,重視收藏理學典籍,促進了儒學文化的傳播。

 晚清時期,為了培養新式人才,中國東南沿海誕生講授西學的新式書院。在上海,丁日昌、馮焌光先後創辦龍門書院、求志書院;張煥綸創辦正蒙書院。1884年江蘇學政黃體芳在江陰創建南菁書院。1888年張之洞在廣州創建廣雅書院。西方傳教士在通商口岸主辦或與中國士紳合辦教會書院。1874年徐壽、傅蘭雅邀集中西紳商,捐建上海格致書院,兼習中西學。其他如上海聖芳濟書院、聖約翰書院,寧波長老會書院,蘇州存養書院、中西書院,南京匯文書院,福州英華書院,北京匯文書院、通州潞河書院,廣州格致書院,武昌文華書院等,後來大多發展為教會大學。

 1901年9月,清政府頒佈書院改制令,作為傳統教育重要途徑之一的書院,失去辦學合法性。此後社會上爭毀書院,改建西式學校,書院教育傳統嘎然而止。直至二十年代,教育界開始反思書院精神。1920年4月,蔡元培指出:「學校確有不及書院之點」9。1923年12月10日,胡適在南京東南大學發表演說指出:「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了。」101924年,陶行知等人強調:「書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為辦教育者所應知。」11在此背景下,清華學校創辦國學研究院,傳承書院精神。

 20世紀的新儒家極力復興書院的文化傳統。1939年,馬一浮在四川樂山烏龍寺創辦複性書院,除修六經之外,還兼習玄學、義學、禪學和理學。熊十力還前來講學。次年,梁漱溟在重慶北碚創立勉仁書院,為諸生講授《中國文化要義》。張君勱在雲南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培植與獎掖有志於民族文化復興之人才。1949年,錢穆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宗旨為:「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12後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近30年餘來,書院教育傳統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關注與借鑒。1984年10月,馮友蘭和北京大學哲學系張岱年、朱伯崑、湯一介等發起,並聯合北京其他高校、學術機構及台港、海外學者在北京創辦中國文化書院。通過舉辦多種函授班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學術著作,培育人才,促進中華文化向海外傳播。1986年,湖南大學修復嶽麓書院,再續千年文脈。迄今招收碩、博士生百餘名,培養高層次的傳統文化研究人才。2009年9月,首次招收19名歷史學本科生。

 在孔子誕生地泗水河畔,2008年10月8日成立尼山聖源書院。它定期開辦「國學系列講座」班,提供非學歷教育。山東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國際儒學院和南京大學哲學系,在此建立大學生、研究生培訓與實習基地。2009年10月13日,鄭州大學成立嵩陽書院,開設國學專業,招收100名新生。2011年9月,蘇州大學試行「書院制」管理模式。南方科技大學開辦「致仁書院」。復旦大學宣佈在通識教育基礎上,在個別學院試點四年「書院制」。

 書院具有因材施教和自由講學的優良傳統,可彌補現代學校教育之不足。傳統書院注重人格培養,提升文化素養,與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理念相通。「早期書院的外敞態度和不斷與新環境交互影響的生命力是我們現代人所必須珍惜和重新發揚的東西。」13在高等教育大眾化、國際化的時代背景下,學習西方先進教育理念與制度,與傳承、借鑒東方優良教育傳統,二者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作為一份珍貴的教育文化遺產,書院制度及其彰顯的儒家人文精神,對於當今大學通識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示。


注釋
1.參劉衛東:〈論應天府書院教育的歷史地位〉,《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
2.胡適:〈書院制度史略〉,載《東方雜誌》第21卷第3期(1924年2月)。
3.伍振鷟:《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臺北:三民書局1982年版,第103頁。
4.(韓)李樹煥:〈朝鮮時代書院的成立與發展〉,載《中國書院》,第六輯,朱漢民、李弘祺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頁。
5.(韓)李樹煥:〈朝鮮時代書院的成立與發展〉,載《中國書院》,第六輯,朱漢民、李弘祺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頁。
6.楊布生、彭定國:《中國書院文化》,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238頁。
7.(日)平阪謙二:〈被稱作書院的日本學校〉,載《中國書院》,朱漢民、李弘祺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頁。
8.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517-521頁。
9.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與社會)社演說詞〉,載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95頁。
10.同注釋2。
11.轉引自丁鋼、劉琪:《書院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頁。
12.錢穆著《新亞遺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5頁。
13.李弘祺:〈中國書院的歷史與精神〉,載《中國書院》,朱漢民、李弘祺主編,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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