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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5 期(2018年03月)

《雄辯家與哲學家──博雅教育思想史》(二)
博雅學科(artes liberals)一詞的起源


文/方永泉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若一個人無法嫻熟於那些有助於自由民的學藝,則他不應列於雄辯家之林。
──古羅馬作家西賽羅(Cicero)
  
我們被教導,一位完美的雄辯家必須是位好人。他不僅要具備非凡的演說才能,也同時要具備靈魂的所有美德。
──古羅馬教育家坤體良(Quintilian)

壹、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字源的考察
 作為一位嚴謹的歷史學家,Kimball對於「博雅教育」一詞展開了語源學的探討,其廣泛涉獵希臘文及拉丁文,對於我們了解博雅教育的歷史源頭頗有助益。「博雅教育」一詞在古羅馬時指「與自由民有關的」教育,所謂的「自由民」包括社會地位與政治自由,享有財產和閒暇。他分析了「liberal」的字源。提出當其用於教育時,拉丁文是liberales,主要用作形容詞,包括disciplinae liberalsstudia liberaliadoctrinae liberaleslitterae liberales,特別是「博雅學科」(artes liberales)。「博雅學科」一詞盛行於文藝復興(中世紀晚期),但又可溯至7世紀的Isidore、6世紀的Cassiodorus,與4世紀的Augustine,甚至1世紀的Quintilian,有時還會歸功於Cicero。但嚴格說來它不是Cicero發明的,他使用該詞時應依當時流行用法,是以liberales更可直接上溯至希臘。

 而在「博雅七藝」(seven liberal arts)方面,其一直是中世紀標準的教育內容,其中前三科──文法、修辭、邏輯(或辯證)──屬文科,後四科──數學、幾何、天文及音樂──則屬理科。但當然,每一學科的實質內容會隨時代而有不同。惟當我們提及博雅學科的原初性質時,相關研究實可遠紹至羅馬共和時代及柏拉圖(Plato)時代的雅典。

貳、博雅教育的歷史源頭
 公元前4及5世紀時,希臘人或雅典人在文化理想的概念下發展了教育觀念,他們認為「閒暇的」自由民應該進行學習。而此文化理想正是「教育世紀」(pedagogical Century)(450-350 B. C. E.)豐碩成果的一部分。我們固可以從廣義角度將博雅教育等同於此一時期雅典公民的所有教育,但當然雅典教育中也有特別與「博雅教育」有關者。

一、雅典的自由民教育
 而有關後者,學者的解釋又可分三類:一是從哲學傳統的角度,主張自由民在閒暇中的學習,背後往往有一特殊的理念——「為知識本身而求知的理想」,而這個傳統又與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有關。

 其次是字源學的角度,因為liberalis一字與希臘文中的某些字有關,這些字包括skholeschole)、Eleutheriosenkuklios paideia等字。其中skhole在英文裡為leisure、rest、ease的意思,又指「運用閒暇的方式,特別是知識性的討論、爭辯和演說」。該字到拉丁文時變成schola,最後變成英文中的school,而此也成為有關亞里斯多德liberal education觀念的標準說法。第二個字eleutherios,當其應用在tekhnai方面時,則為artes之義,故常被認為與雅典liberal education有直接關連者。至於希臘文的enkuklios paideia後常被譯作artes liberales,意味「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要先於職業學習。牛津字典裡關於該詞的使用,並沒有不同於eleutherios之處。

 第三是從課程的角度,認為enkuklios paideia就是liberal education的源起。惟Kimball認為希臘的enkuklios paideia尚不能直接譯為artes liberales,充其量僅能被視為liberal education的一部分源起。但enkuklios paideia一語的使用,也顯示希臘時代便已有一套固定的課程,這套課程後經羅馬到中世紀,形成了「博雅七藝」。

 惟Kimball也認為上述三類解釋主張並非全然互斥,無論採納何種說法如何,均已預設雅典自由民教育的存在。

二、「教育世紀」中不同團體的教育主張
 在「教育世紀」之前,希臘人的教育概念是奠立在對德行或卓越(arête)的追求上。而卓越或德行的定義則是恪守Attic-Ionia貴族菁英階級關於「勇敢」的守則。教育內容的重心是荷馬(Homer)史詩,一方面提供了語言的教導,另方面則展示了武士的守則和其文化的高貴倫理。惟隨著公元前5世紀民主政治的興起以及傳統的崩解,有三類團體在教育內容上對於社會中公民的新角色作出了回應。

 第一類團體是「辯者」(sophists,又稱智者,有教師之意)。知名者包括Gorgias、Protagoras、Prodicus及Hippias等,他們發表演說,精研相關技能,在當時的民主社會中有一定用途。但他們也宣稱可以進行政治性的卓越與智慧的教導,故而受到Plato和Isocrates的抨擊,認定彼等敗壞了傳統。

 第二類團體是哲學家(philosophers),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代表,認為智識與哲學的培育才是公民教育的理想。柏拉圖特別區分了「智」(sophia)和「愛智」(philosophia),他強調對真理的不斷追求。其又基於蘇格拉底「知即德」的信念,遂將荷馬時代的arête轉化為「透過辯證來追求更高層的知識」。柏拉圖對於哲學的投入,後來也傳遞給亞里斯多德。

 第三類團體以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為代表,其教育論點主要呈現於他的《反辯者》(Against the Sophists)和《論交換法》(Antidosis)等名篇中。其左打辯者只知修辭的展現,卻忽略了文化理想和傳統美德,並且頌揚雄辯家(orators)可以活出高貴的美德,且能說服公民遵循他們。伊索克拉底也右批柏拉圖等哲學家,其懷疑人們可以用辯證的方式獲得真理,否定柏拉圖所用的思辨、直觀方法,認為惟有「雄辯家」才是真正的「哲學家」,因雄辯家可以「說的好,想的正確」(to speak well and think right)。

 三類團體分庭抗禮的局面,到希臘時代有了改變,亞歷山大大帝建立帝國後,一個新的共識出現。愈來愈多的希臘菁英將伊索克拉底的教育模式當成他們的訓練方式,他們相信應由「雄辯家」掌管公共事務,而非「哲人王」。教育史家Marrou就曾說:伊索克拉底擊敗了柏拉圖,獲得勝利。隨著這場勝利,希臘教育中雄辯家的教育理想,進入了羅馬。另位史家Jaeger則宣稱:人文主義教育(humanistic culture)可直接由羅馬的教育思想家上溯至伊索克拉底,而非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

 Kimball分析為何會有此結果的發生,原因可能是伊索克拉底的觀點更貼近荷馬史詩(與其他詩人)的教育傳統,而且不論柏拉圖或亞里斯多德其實都不得不承認修辭學的價值,這也代表我們後世所珍視的「哲學家傳統」其實在雅典社會中絕非獨尊局面。

參、七藝課程的成形──古希臘時代
 Kimball又對於前述的eleutheriostekhnai eleuherioienkuklios paideia等字進行了更細密的考察。他發現eleutherios固然常與教育連結,但其意是「博雅地接受教育」(educated liberally),至於tekhnai eleuherioi一詞雖為拉丁文artes liberales翻譯,但仍無法等同於liberal education的意義,這使得我們很難將「博雅教育」當成在公元前4或5世紀時就已出現。另外,enkuklios paideia中的「enkuklios」一詞在公元前4及5世紀時,應已是一個通用的概念,但當時無論辯者、哲學家和雄辯家從未在其教育著作中使用過該詞,卻要到公元1世紀時Vitruvius與Quintilian的作品中才看到,這應該是由於enkuklios paideia到公元前1至2世紀始出現之故。因此,史家傾向將七藝課程被列入「標準課程」(normative program)的時間歸於羅馬時代而非希臘時代。

 基本上,雖然七藝的課程應該在公元前一世紀時即已成形,但「博雅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一詞的首先出現及系統論述,出現在5世紀Martianus Capella的論述,以及6世紀時的Cassiodorus,後者可以說是第一位使用該詞的基督徒。

 惟就單一學科來看,七藝中的七個學科其實都與希臘人有關,例如希臘傳統中的音樂教育就包含了古代詩歌的頌詠與合唱隊的參與,畢達哥拉斯學派甚至將音樂引入課程中。數學的重視則與柏拉圖有關,數學課程中的幾何,則至公元前3世紀的Euclid方始成熟。至於天文學則常被視為占星學,在公元前1世紀的Varro的論述中,還尚未將其當成獨立的學科。

 修辭,是三門語言學科中最早出現者,據說是由Gorgias等辯者在公元前五世紀後半時自Syracuse帶入,與當時民主社會公開演說的需求有關。修辭學又可分不同的分支學科,辯者於公元前4及5世紀開始教這些學科,甚至還有一些實務手冊問世。即便希臘三哲不太欣賞修辭學,但亞里斯多德還是在其《修辭學》中稱讚了它們的系統化。辯者也發明了論述的探詢模式,就是辯證法(dialectics)。但「辯證」一詞最早是在柏拉圖的《米諾篇》(Meno)出現,哲學家是將其當成邏輯的技藝、一種思辨和系統化的工具。至於文法,則常被歸功於Protagoras與Prodicus等辯者,不過文法在公元前1及 2世紀時,很少被當成正式的學科,而且文法教師常以道德與歷史為己任,此點後來也延續至羅馬的學校。但其首次的系統化應該是在公元前1世紀,像斯多噶(Stoic)學派的Chrysippus對其發展就頗有貢獻。

肆、小結
 七藝中的個別科目其發明雖來自希臘人,但其尚未發展到「標準課程」的程度又是另回事。希臘學生不太可能到一個固定的場所,向一位或多位教師學習七藝課程,當時的教育形式率多仍是教師四處巡迴教個別學生,這使得學科的連續性和固定性都受到影響。即便有學校的存在,也不會以相同或按固定順序教學,而個別老師之間對於各個技藝的詮解也會有絕大的差異。

 希臘教育內容的不具連續性,又可從當時「專業化」(specialization)教育看出。讀古代教育史的人通常會讀到,雄辯家教育會以修辭專業研習為其教育作結,而柏拉圖及亞里斯多德的學校則會在基礎課程之外,再加上一些專業的研習。不過針對此點,Kimball卻認為將修辭比諸專業教育,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如一位雄辯家在修辭方面所謂的專業研習通常是16-20歲,與哲學家的投身某位教師進行長達數十年的學習不同,而且這些研習也沒有針對某個領域,卻是一般性的訓練,故很難名之為「專業」。另外,哲學家從事的專業或精深的學習,也往往受到來自辯者和雄辯家的強烈批評。

 根據前述的歷史考察,Kimball認為古希臘時代並沒有一套公認的「標準課程」,在公元前1世紀時,我們仍未看到七藝可以構成一套自由民之標準課程的說法或共識。因此若要尋求七藝出現於「標準課程」,還是要從羅馬時代來尋覓七藝的起源。在羅馬共和時代(公元前1世紀),Cicero和其他學者使用了artes liberales一詞,其無疑是英文中liberal arts或liberal education的前身。接下來Kimball乃將他的探究重點轉向到拉丁文的語源考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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