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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5 期(2018年03月)

以人之名:大學國文之我思


文/林啟屏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大學國文教育在我國實施多年,近來因為各種因素的改變,引發諸多討論,例如定位、教法、教學內容,乃至存廢等,各方立場不同,論說各異。當然,世界局勢與高教環境的改變,確實是這波檢討浪潮背後的重要推力。事實上,今天許多討論的參照點,經常擺盪在社會現實需求與教育理想之間,或認為高中以前的國文教育已經足夠,大學無須再修習;或認為國文教育用處不大,大學應學習具體有用的語文能力;甚或認為大學國文的教學模式需要「翻轉」,以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凡此種種,正代表著過去將大學國文視為不證自明的「必要」,而「必要」性在今天則被要求受重新檢視。上述所言的各項爭議,牽涉甚廣,然而若仔細審酌,其中「有用無用論」,實為一個頗為核心的問題切點。由於這篇短文無法全面性地分析所有層面的問題,因此本文僅針對此一「有用無用論」的爭議,提出個人的觀察,以供作大家進一步討論的起點。

 「有用無用」是今日社會的核心價值問題之一,在脫離了農業社會的步調之後,工業化社會乃至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迅猛無比。新的智識化、技術化時代,成為變遷的方向。邁入二十一世紀,資訊社會到電子商務社會、大數據知識模式、AI環境的腳步,正在快速地改變人才培育的想像。過去我們在思考教育問題時,「有用無用」的提法有時尚存些許的扭捏姿態,總認為教育的理想性不宜以「用」為最後依歸。但是時移勢轉,「有用」現在已經轉變為義正辭嚴的說詞,儼然任何「無用於社會」的知識學習,都是一種個人的浪費,社會的浪費,甚至是種族的浪費。處於此種氛圍下,大學國文教育首當其衝。「大學學習國文不如外語來得有用」、「大學學習國文是浪費時間,不如學習專業知識來得有用」、「國文老師盡教些過時內容,不合時宜,無用於今日」等等的質疑,紛至沓來。但是,將國文教育視為無用之學,必去之而後快,是否合宜?我們是否曾深思此一思路與作法,將可能付出的代價?

 首先,回到更為根源性的問題上,教育是否只能以「用」為思考點?基本上,以「用」為論述點,未必全然錯誤。但要看「用」的理解,有無層次之區分。如果,我們僅止於以收入多寡,或是效率模式來思考「用」的意義,那就將「用」窄化為「實用」了。如此一來,在實用的大旗下,人類將以「機心」所構築的文明鐵籠,自我束縛。工具化的理性,恐成人類文明的唯一指標,「人」或淪為對象物而不自知。無怪乎有理想性的教育者,不願以「用」為教育的終極目標。可是,如果我們將「用」的層次擴大,包含「成己、成人、成物」亦為用的範圍,則教育將具有開放性,「人」也不再只能被對象化為客體,而能保有主體的位階。職是之故,教育的理想性不能只在意於「實用」價值的彰顯,更重要的是人在教育中的主體性地位。以此而言,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至此,我國大學的國文教育,當可在此一脈絡下,重新思考其價值與意義。

 事實上,人的存在感是我們立於天地的基礎。我們經由時間、空間、質、量、關係等的範疇感受與認識,並且透過語言的形式(包含口說與書寫),連結了自我與世界,溝通了內在與外在。因此,語言形式或所謂的「語文性」之意義,就不能僅僅被視為工具性的中介物。因為在語文性的表達背後,人的主體性才是構成一切意義的基礎。於是,我們知道「語文」的掌握與精準運用,正是人對自我與世界關係緊密的基石,語文可以抒發人的內在主體的種種感受,也能將世界經由語文的指涉,予以秩序化,從而將世界帶進人之中,以達主客合一之境。誠如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曾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點出人的主體性內在與外在世界需要靠「言」的運作,才能讓存有的章采粲然顯豁。反之,若不能使語文性的運用恰到好處,不僅無法達至「文」明,恐怕其主體的內在自覺,亦難表現。此說道盡了語文性在彰明人的主體性之重要!

 基於此,大學國文教育既然是一種語文性教育,則其教育的目標與教學方式,便須於人的主體性之召喚,有所用心。因此,如果將大學國文視為僅是一種語文技巧的學習,甚至以「有用無用」的標準衡定其價值,將忽略了語文性教育背後的「人」之重要性。其可能導致的結果,將是出現有體無魂的形式主義者,僅在文字技巧上炫奇以逐新,無能回歸人的主體生命之內在。或是以社會職業需求下的眼光,將語文性教育窄化為技術之學,人之語文訓練只為了操作自我對象化,甚或異化的一種手段而已,其目標只是以獲取現實利益為考量點,或以效率自豪而遠離自我的真實性。凡此,都將是一種對「人」自覺的斲傷。因為在此種教育下的「人」,相當有可能因為缺乏了人的主體自覺,於是人而不人,其結果勢將對人類文明發展帶來衝擊。職是之故,大學的國文教育在今日的高教人才培育系統中的意義與價值,確實需要被重新認識與重視。

 其實,大學國文教育不應當被侷限為技術的文字訓練之學。文本的產生來自於書寫者的主體生命,並且隱含著他的時代紋跡性。後來的讀者要解破其中訊息,其關鍵不在於字面意義的理解而已,而在主體生命的同情共感,是以教學者便須以其主體生命的強度,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展示其理解下異時異代的書寫者生命,從而將學習者的主體、書寫者主體、教學者主體,融合為一,以達同情理解之可能,並由此一語文性的脈絡追溯人的精神原鄉,再進而貞定自我生命的強度與真實感。因此,語文性教育當然是要關注人的主體性,而大學國文教學者在心態上,亦不可僅以技術教師自許與自滿。教學者應當意識到文字的形式價值若不能建立在主體生命的呼應上,則過多的藻飾文采,徒增虛假。更進一步說,教學者必須以主體的生命強度,進行其教學。同時,亦須將學習者視為主體生命的在場,並且在教與學兩端主體的碰撞下完成語文性教學,如此大學的國文教育才真能喚醒「人」的主體生命的本真性。也在這個情形下,教師在選擇教學文本之時,不管是今時或過往的作品,其講授的重點除了文意的理解之外,如何彰顯人的主體生命之意義?方為教學目標之所在。

 當然,前文有言「語文」可以安頓世界與自我,因此語文當具有開放性的價值。而其開放性則以「知識」的形式,促使世界與我產生連結。換句話說,如果各類知識的產生,是對於世界的不同觀察路徑,那麼語文的功能與意義,就是這些不同路徑的基本指引。我們可以透過精要的語文學習,精確地描述世界,同時也精準地理解一切的客觀性。或許一一符應式的語文與世界的關係,存在著想像的理想性。但是在巴別塔崩塌之後的世代,我們面對世界與真理,仍然是離不開語文。所以,語文是我們扣問知識聖殿的敲門磚,一個語文感受不深刻、語文理解不精準、語文表達不適切的學習者,在自我真實感不切的情形下,如何掌握知識以連結外在世界呢?

 最後,大學國文教育是人文教育的基礎,雖然在歷史的過去,此一教育的定位與實施方式,確實有再思考與改進之處。但率然以有用無用來判定其價值,我們擔心這種思維將以「人」為代價,付出過當的世代成本,僅為成就一個自我異化的社會。處於今世,能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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