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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3 期(2017年11月)

西南聯大成功奧祕的探尋
──從梅貽琦的大學理念與文化信仰看


文/程鋼 北京清華大學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副主任
一、問題的提出:是「人格修養」,還是「文化信仰」?
 西南聯合大學,最初稱作長沙臨時大學,從1937年到1946年,只存在了八年多時間,卻取得了驕人成績,廣泛受到敬仰。人們紛紛追問:聯大為什麼能夠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答案自然豐富多樣。學界從不同角度,對此話題作了相當深入細緻的討論。其中有幾種說法如下:(一)愛國敬業說;(二)自主辦學(含教授治校);(三)學術(政治)自由說;(四)通才教育說;(五)師資與生源。這些論說都各有道理。但是,以上諸種說法似乎沒有考慮一個問題:我們說西南聯大的成功,應當是與抗戰時期國內其他學校相比較的結果,那麼,以上諸多條件,其他學校也大致具備。以聯大最自豪的師資為例,至少某些名校與聯大的整體差距並不明顯。至於生源,某些名校甚至要好於西南聯大。因此,我認為以上條件尚不能很好地解釋西南聯大成功的奧祕。

 西南聯大是一所聯合大學,不設校長,設有三位常委,但實際上只有清華校長梅貽琦一直留在昆明處理校務。梅貽琦理所當然地成為領導核心。西南聯大之所以取得傑出成就,與領導核心梅貽琦有很大關係。

 聯大人普遍稱讚梅貽琦先生個人品格高尚、包容力強,為聯大的成就提供了組織保障。梅貽琦校長的個人修養的確好,心胸開闊,「公正無私」(鄭天挺),「做事又比較公平、不容易感情衝動,不壓制另外兩個學校」(楊振寧)。正是由於梅貽琦的良好修養,使得由三個學校組成的聯合大學,在抗戰的顛沛流離之中,始終團結合作,奇蹟般生存下來。而且三校交流融合,取長補短,集各家之所長,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蹟。

 要解釋西南聯大的傑出成就,除了梅貽琦的品格修養之外,更重要的是梅貽琦的大學理念。梅貽琦自九一八事變以後出任清華校長以來,對危難時期如何立足本土辦大學有長期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在西南聯大時期,其思考與實踐更上層樓。在梅貽琦的品格修養背後,有積極的文化理想作為動力,有深沉的文化底蘊作為支撐。過去學人們多強調梅貽琦有包容之品格,其實,包容只能保證西南聯大不散夥,無法解釋西南聯大的優異成績。梅貽琦之所以可貴,最主要的還是因為他擁有一種在逆境中積極進取的大學理想,所以他才能以樂觀心態包容他人,也可以說,追求大學理想的進取心增大了梅貽琦個人品格的效能。

 應當追問的是:為何梅貽琦的修養能夠真正地發揮作用?全國那麼多的大學校長,是否其他校長的修養都遠遠不如梅貽琦?無疑,梅貽琦的個人修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個人修養只是潛能,它要真正在十分複雜困難的現實中、在聯大常委這個職位上發揮作用,單靠個人修養是不夠的,還需要更進一步的進取性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來源於梅貽琦辦好中國化大學的歷史使命感。對梅貽琦來說,這不僅是一份責任,還是一種文化信仰。1

二、《大學一解》:大學理念領域的文化自信
 這個理想並非抗戰後才產生的,它源自梅貽琦的長期思考。在1920年代,梅貽琦本人參與了清華由留美預備學校轉向大學的過程,經歷了各種風波與動盪,開始思考如何在中國辦大學的問題。梅貽琦的老師張伯苓也曾經歷過膜拜西方的階段,後來醒悟,並提出「土貨化」、「知中國、服務中國」的辦學宗旨,對梅貽琦有所影響。1928年之後,清華變成國立大學,好幾年動盪不安,數易校長。九一八事變之後,各方妥協,梅貽琦出長清華大學,開始調整清華的辦學理念,將國家的急需(工業化)作為大學的重要目標加以接納。

 要在原先的文理科框架中植入工科,是個全新的辦學目標。這是個痛苦的過程,每走一步都離不開理論的拓新。在此過程中,在梅貽琦的領導下,清華人對國家的危急時勢,對於工業化的重要性、工業化與人文化的衝突均有深入思考。抗戰以後,民族危亡加劇,促使聯大人的文化自覺與自信意識有了質的提升,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點上,理想實現了質的轉化,變成一種文化信仰。在抗戰的艱難條件下,缺乏信仰,缺乏精神支柱,沒有樂觀精神,可說是寸步難行。

 作為一校之長,梅貽琦忙於應對各種實際困難,可說是疲憊不堪。令人吃驚的是,1941年,平時很少撰寫論文的梅貽琦卻產生了寫作的衝動。1941年,梅貽琦與潘光旦合作,並由潘光旦執筆,寫成《大學一解》,以梅貽琦的名義發表。這篇文章很不尋常,因為梅貽琦既沒有寫文章的壓力,也沒有寫學術文章的習慣,因此,這篇文章完全是出自內心的衝動。這篇文章表達了梅貽琦的深層次關懷,既是總結他本人辦學實踐的思考,又是闡述他個人近年來忍辱負重、艱苦斡旋的意義所在。這不是普通的學術觀點,它代表了梅貽琦本人的文化信仰,事關生命的根本,因而梅貽琦有一種不吐不快的衝動。

 這篇文章其最核心的精神,就是要表達一個信心:中國人能辦好大學。因為中國有深厚的儒學傳統,可以轉化為大學的指導思想。大學核心要素的最好表述就是《大學》開篇所說的「明德」和「新民」。

 這篇文章表達的是一個什麼樣的理念呢?其核心結論是:「今日之大學教育,驟視之,若與明明德、新民之義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則可知今日大學教育之種種措施,始終今未能超越此二義之範圍,所患者,在體認尚有未盡而實踐尚有不力耳。」(《大學一解》)

 這段話是梅貽琦大學理念中國化的精彩概括。大學理念的中國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消極的中國化,即將外國理念照搬到中國,為了適應中國土壤進行必要的變通與改造;另一種是積極的中國化,那是學習外國理念,進行消化與吸收,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生成新的文化形態。學習的主體是中國人,豐富的是中國文化的生態體系。梅貽琦的大學理念中國化,屬於後一種。

 中國的大學沒有辦好,問題出在兩方面,一方面是對自身的文化還研究不夠,缺乏自覺(體認未盡);另一方面是缺乏自信,生命缺少動力,因而不能實用其力(實踐不力)。

 梅貽琦以學術化的語言,很平和地表達了自己的理想:要創辦一所超越西方的大學。他認為,在教育問題上,中國比西方在文化上「更進一步」:「其(按教育)最大之效用,為眾人與社會之福利,此則較之希臘之人生哲學,又若更進一步,不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為己足也。」(《大學一解》)

 這段話直切中西文化比較主題,學術上是否完善,尚有可討論之處。因此,為嚴謹起見,在「更進一步」前面加上了「若」(似乎)字。抗戰激勵了梅貽琦,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梅貽琦寫作《大學一解》的動機,就是要為他自己及其同道們堅守崗位的苦心給出一個理由。堅守崗位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消極防守,苦撐待變;另一種是主動出擊,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化不利為有利,化被動為主動。從「更進一步」四個字的表述中,從《大學一解》全文中從容鎮定、周密細緻的思考中,我們讀出了梅貽琦積極主動的神態。在「教育戰線」(戰時環境)上,梅貽琦並沒有消極防守,而是著眼於長遠,仔細討論了高等教育的種種細節,連「師生從遊」、「慎獨」等當時無法解決的問題都加以仔細討論。我們從中讀出的,是一種強烈的文化自信心,是「教育戰線」上一種打不垮的強者精神。強者精神也有多種表現形態,有慷慨激昂式的,有從容鎮定式的。梅貽琦的《大學一解》,顯然屬於後一種。這是儒家經典《中庸》中大力稱頌的強者精神(「強哉矯」,見《中庸》)。

 在梅貽琦的《大學一解》中,沒有出現過一次「抗戰」。但我們結合歷史語境,細細讀來,每一段都充滿了對於抗戰的關懷,那是由抗戰(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引發的對於中國大學的深沉思索,是一種將戰時當平時看的從容與平易。

三、「明德」與「新民」:實用理性主義大學觀的主要內容
 梅貽琦認為,大學的要素可分為兩部分:「明德」和「新民」,「明德」是提高個人修養,「新民」則是服務社會。梅貽琦將西方教育哲學概括為「一己之修明」(略相當於「明德」)。也就是說,西方人只講「明德」,而中國則兼顧「明德」與「新民」。在這個意義上,大學理念在中國傳統要比西方更為全面。

 在《大學一解》發表以前,我國最有影響的大學理念學自西方,強調「高深學問」、「學術分途」。連工程這種國防建設和國計民生所急需的學科,都應歸入「專科的高等學校」(大專)層次,低本科一等,得不到充分重視。當時中國高等教育界所學的西方,主要是19世紀由德國人開創的大學傳統。這個傳統與20世紀科技占主導地位的新世界存在著不相適應的問題。無論是在美歐,還是在蘇聯,都面臨著程度不等的調整。但很顯然,中國的調整步伐要慢一步。

 梅貽琦的辦學宗旨,在當時的西方思想資源中並不容易獲得支持,於是梅貽琦只能轉而倚重傳統儒學的實用理性主義:「儒家思想之包羅雖廣,其于人生哲學與教育理想之重視明明德與新民二大步驟,則始終如一也。」(《大學一解》)

 在梅貽琦《大學一解》以前,中國高等教育領域裡,以「高深學問」為中心的大學理念占有非常明顯優勢。即便是民國政府重視實用,重視理工,也沒有找到與「高深學問」相抗衡的大學理論。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不動聲色地引入傳統的「新民」,加以重新解釋,以建設性的姿態,與「明德」形成了補充和平衡的關係,從而豐富完善了近代中國的高等教育理論。

 在梅貽琦的新型高等教育理論中,大學的核心要素不是一元(即只有「明德」),而是二元的,是「明德」與「新民」的相互補充。這種新理論有兩個特點:第一,以實用為導向的「新民」得到重新解釋,地位大大提升,從而為中國高等教育注入了新鮮而質樸的活力。就連廣受學界關注的通識教育,也是放在「新民」而不是「明德」部分加以闡述。2第二,梅貽琦也看到片面強調「新民」的不足。梅貽琦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精細的構思。一方面,他大力強調重心在於實用(「臨民」)的「通識教育」,這種「通識教育」以組織社會的學問為主要導向;另一方面,梅貽琦又極力強調:「人生不能離群,而自修不能無獨,此又近頃大學教育最所忽略之一端。」在組織社會的學問之外,又極力強調傳統儒學的「慎獨」之教。

 對於片面強調社會實用功能導致的消極面,梅貽琦在《大學一解》中提前思考應對之策。「慎獨」事關個人品行修養,應當屬於「明德」的應有之義。這也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理念,在現代西方大學理論中,很難找到對應物。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是「明德」,還是「新民」,都具有深厚的理論內涵和濃厚的傳統文化色彩。對「明德」與「新民」的深入闡述,是大學理念中國化的成果。

 因此,當我們說梅貽琦信奉儒學的實用理性主義時,必須將這個提法置於傳統思想的脈絡之中加以理解。在某種意義上,儒學,即便是大講「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理學,與佛學相比,仍然帶有濃厚的重視人倫日用的實用色彩,是一種實用理性主義。《大學一解》雖然重視「慎獨」,其核心詞彙不超出《四書》,但仍與程朱理學有一定距離。如果非要概括其學派屬性,或許可歸入馮友蘭所說的「新理學」陣營。3

 梅貽琦的《大學一解》,實際上是《學》、《庸》互證,以《庸》解《學》,在梅貽琦的論文中,《學》與《庸》共同構成了現代儒學實用理性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

 舉一個例子,說明梅貽琦以《庸》解《學》的理論特色。梅貽琦《大學一解》開篇指出:「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則此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者也。」這段話的關鍵出處均引自《中庸》。《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注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可見,「安所遂生」出自朱子注,「相位相育」,出自《中庸》原文。梅貽琦《大學一解》在學術上最精彩處在於,引入《中庸》的實用理性主義,補充並平衡了《大學》的思想。

 實用理性主義有「中」和「庸」兩個維度。「中」的極端是迂腐呆板,袖手空談,「庸」的極端是隨波逐流,沒有原則。因此,實用理性主義是一項高難度的事業,其核心是有作為的君子人格:「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中庸》)

 梅貽琦應當屬於能夠駕馭「中」與「庸」、能夠「致」「中」與「和」的君子。在人格修養上,梅貽琦的所作所為,符合實用理性主義的精神。梅貽琦的個人修養,與《中庸》對君子的描述也是若合符節。任繼愈說過,他非常佩服梅貽琦:「從東三省淪陷,梅貽琦已知,中國『與日本一戰』不可避免。他清醒而敏捷,提前轉移清華設備與物資,將預備建校的工程款放到長沙去蓋樓,為後來的師生提供了戰時教學的可能性。梅貽琦也從此肩負起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名校的存亡之責。」「有八年『不棄不離』的職責堅守。」(轉引自張曼菱《任繼愈:氣節是中國人重視的精神情操》一文)概括起來,這段話強調了兩點:第一,梅貽琦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第二,梅貽琦總是從容鎮定,一直著眼於未來、早作預備。《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長遠眼光是實用理性主義的應有之義。在抗戰前後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勢下,這殊為不易。

 很多人都很敬佩梅貽琦校長的包容之量。抗戰興起之後,國內曾經有過其他的聯合大學,但除了西南聯合大學一直聯到抗戰勝利後才各自複校,其他聯合大學中途夭折了。也就是說,抗戰的歷史機遇曾經給過其他的聯合大學,但它們沒能消化並利用這一機遇。原因何在?一個最簡單的回答是,這些大學中缺少梅貽琦這樣的領袖型人格。

 傅任敢將聯大團結不散歸功於梅貽琦先生的「大」:「這關鍵與奧妙都在於梅校長的大。這時他的心中與他的作為都止有聯大,沒有清華了。他對整個聯大一樣看待,所以整個聯大也都一樣看待他,因此就能一直聯到底了。這事作來不易,假裝不成。這事的成功是他真真實實具有一副大的品格。這品格正是我們、尤其是我們教育界所急需的。4曾在聯大擔任過領導職務的鄭天挺在《梅貽琦與西南聯大》一文中還舉過一些事例:「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清華大學利用工學院暫時不需用的設備設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餘補助清華同人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同人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換作和平時期,梅貽琦校長也很難作出這類舉動。此時,抗戰的大義成為最具有說服力的道理。

 《中庸》對理想的君子有如下描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這裡用上了「至聖」一詞,可見是很高的標準。如果用來描述聯大時期的梅貽琦,應當是比較合適的。

四、人性潛能的超常發揮:聯大人的英雄精神
 對西南聯大校史的眾多研究似乎都表明,在西南聯大期間,特別是聯大初期,無論是梅貽琦,還是聯大的師生,面對困難,他們都有超常的發揮,這種超常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在碰到困難條件的時候,似乎聯大的師生經常具有化不利為有利的奇異才華;另一方面,經歷過困難之後,在聯大人的回憶中,那段苦痛的歷史又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回憶起來有滋有味,從而表現出自由與灑脫。無論是在南嶽(衡陽),還是在蒙自(滇南),在聯大人的回憶中,他們都成為世外桃園,或寫著作(馮友蘭等人在南嶽著書),或在蒙自南湖辦文學刊物(聯大學生),充滿美好的回憶。其實這兩處都是因為長沙或昆明不能容納全部師生而安排的臨時處所。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物理系的老師還能著書立說,寫出幾十篇論文。那麼多的聯大學子,沒有條件,步行長征一千多公里,在他們的筆下,這段經歷是剛健人格的訓練場,是一場高水準的野外調查,從而成為人生難得的美好回憶。很多的聯大學子慷慨從軍,與傳統的文弱書生迥然有別,還有些學子(例如穆旦)甚至經歷過遠征軍的敗退,其慘痛經歷甚至改變了穆旦的詩風。

 作為一個群體,他們似乎都表現出超常的能力:無論是進取心,還是忍耐力。對這種超常行為的合理解釋是:這是一種文化信仰引導下的行為。它是文化型信仰在崛起過程中的必然表現。在歷史中,每次儒學的復興,都伴隨有文化型信仰的復興與「高等教育」的崛起。此時,文弱書生時常表現出超常的能力,都會湧現出各種各樣的聖賢與英雄。在喚醒全校師生之文化信仰的過程中,作為一校之長,梅貽琦,當然還有一些師生,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梅貽琦的主要角色不是理論家,而是實幹家。很幸運的是,梅貽琦給我們留下了《大學一解》,這使得梅貽琦除了實幹家的身分之外,也躋身於教育理論家的行列,並為後代留下寶貴的理論資源。我們使用了「幸運」一詞。如果再晚幾年,這篇文章的寫作難度有可能就會增大很多。抗戰初期,全民一致對敵,群情高昂,聯大教師內挾抗戰前的學術積累,外加民族危亡的激勵,精神奮發,勤奮寫作,寫出了一大批高水準的理論成果。應當說,這些成果對梅貽琦的《大學一解》有積極的影響,就其本質而言,《大學一解》應當屬於西南聯大早期學術高峰的產物。或許可以說,正是聯大教授們理論成果的噴發誘發了梅貽琦的寫作衝動。在眾多理論家之中,有豐富實踐經驗者畢竟不多,因此,梅貽琦這樣深諳中國高等教育體系運行的內部人加入到理論建構的行列,從而能夠寫出知行合一的理論著述。在聯大的眾多理論成果中,《大學一解》具有不可取代的顯著優點。

 如果再晚一、兩年,抗戰初期的熱情退卻,抗戰陣營內部種種問題暴露,聯大內部也開始動盪不安,生活維艱,教授群體的心態有所變化,梅貽琦要投入更多精力幫助師生維持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他是否還能夠如此平心靜氣,和潘光旦共同合作,寫成如此平靜理性的論文,我們是不敢斷言的。

 聯大找到了適應中國文化土壤的辦學理想及實踐規律,有親自探索辦學理念並且知行合一的優秀校長,有以文科為主、來自各個專業的傑出理論群體,從而共同形成了文化型信仰,共同營造了聯大對於中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沒有這種自信心,就不會形成積極承擔民族使命的勇氣與毅力,就不會產生如此多意想不到的超常行為,要知道,聯大的成就正是建立在一個又一個超常行為的邏輯之上。

 古人曾這樣解釋「英雄」:「聰明秀出之謂英,膽力過人之謂雄」。聯大師生在知識和血氣兩方面都有上佳的表現,令我們想起古代「坐虎皮而講易」的聖賢英雄。我們在描述西南聯大歷史時,有時會過度注重聯大人的知識(英),忽視聯大的氣概(雄)。其實它們和學術上的成就之間呈現出一體兩面、相互關聯的關係,兩者缺一不可。

 概要言之,西南聯大取得了優異的成就,原因相當複雜。本文試圖說明,從梅貽琦為領導的聯大人,具有崇高的文化信仰,從而為聯大的大學理念,文化信仰,以及相應的人格品德提供了雄厚的支撐。以這種文化信仰為基礎,聯大人在不利的條件下,在諸多領域都有了超常發揮,造就了西南聯大的成功。在此過程中,梅貽琦既是實幹家,又是理論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位文化英雄,其功績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以上闡述,尚比較粗略,不當之處,還請有關方家指正。 


注釋
1.借用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說,以往我們從「道德境界」來稱讚梅貽琦,實際上,梅貽琦的修養背後,有「天地境界」(或文化信仰)為之支撐。
2.在這個意義上,通識教育有兩種類型:明德型通識與新民型通識。梅貽琦《大學一解》中闡發是新民型為主的通識教育。
3.「新理學」一詞系馮友蘭晚年所創,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現代部分,馮友蘭將金嶽霖與他本人劃入「新理學」。聯大期間完成的《貞元六書》是新理學的代表作。考慮到儒學並不局限於哲學領域。在某種意義上,不屬於職業哲學家的錢穆也可以歸入這個陣營。錢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時反對將錢穆先生歸入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海外新儒學」。熊—牟系的新儒學,大體以陽明學為中心。無論在其他問題上,錢穆與馮友蘭有多少分歧,在推尊朱子這一重要方面,兩者相當一致。因此,我們不妨將錢穆也列入「新理學」。 另外,在我看來,錢穆在聯大期間寫成的《國史大綱》(1941年)中提出要以「溫情與敬意」對待中華文化的態度,包容了情感與理性,強調要在情感與理性之間達成平衡,也符合新理學的標準。值得我們今日從理論上加以概括、提煉與發展。《貞元六書》與《國史大綱》,一哲一史,共同構成了聯大時期「新理學」的雙璧。
4.「值得我們學習──為梅校長六十壽辰而作」,收錄,《梅貽琦先生紀念文集》,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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