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線上閱讀

:::
通識在線第 73 期(2017年11月)

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紀念西南聯大成立八十周年


文/王義遒 北京大學前副校長
 以194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為校慶日的西南聯合大學,立校至今已八十年了。她存世不過九年,卻培養了一代馳名世界的學者和大批建國棟樑,業績優異,厥功至偉,堪稱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

一、成立始末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閥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我國當時未做準備,還以為是局部事件。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學生正在軍訓或實習。日寇卻於7月29日全面佔領北平,並用重炮轟擊和飛機濫炸南開大學校舍,幾乎夷為廢墟,三校才倉促南遷。8月底,國民政府教育部決定三校聯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以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籌委會常務委員,楊振聲(教育部代表)為秘書主任。當時三校圖書設備都未及搶運,僅清華先運走了部分圖書儀器到武漢,輾轉到重慶,可惜大部毀於日本飛機對重慶的狂轟濫炸,劫後只餘3,000多冊書和當時土木系在山東實習的一點設備。

 長沙臨大剛安頓,12月南京淪陷,武漢告急,長沙局勢動盪。時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想挽留三校在湖南安身,三校為謀長期安全,決定遷往雲南省會昆明。國民政府最高當局也視這批師生為「國寶」,於1938年1月上旬批准長沙臨大遷往昆明。當時有學生1,465名,教師148位,其中清華各占約一半。相當多學生認為西遷是當「懦夫」,有295人參軍或做戰地服務;另一些人轉學或回家,820人志願赴滇入學。路途分三批:一批244名身體合格學生和11位教師,選擇徒步「長征」;500多學生和約100名教師及其眷屬共約800人由粵漢路到廣州,經香港乘船至安南(越南)海防,再經滇越鐵路抵昆明;另一批十幾名教師,從長沙經桂林、南寧過鎮南關(今友誼關),到河內轉滇越鐵路至昆明。三批人都是2月中旬出發,分別在3、4月份到達昆明或蒙自(因昆明校舍不足,文、法學院先在蒙自安身)。

 徒步的組成「湘黔滇旅行團」,由軍事委員會指派黃師岳中將任團長,聯大建設長南開的黃玨生為教師輔導團團長。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餘為舟行或乘汽車,2月19日啟程,4月28日抵達昆明,歷時68天。他們過軍事生活,翻山越嶺,櫛風沐雨,途經湍流飛雪、湘西蠻荒、貴州貧瘠,還擔心土匪夜劫,非常艱苦。但他們也欣賞了風景名勝,宣傳抗日,調查民情,收集標本與民歌,影響與收穫巨大。有同學說:「若無此次旅行,何知祖國偉大!

 長沙來的加昆明接受的借讀生共993人就讀於昆明和蒙自兩地。1938年4月經最高當局通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從此正式成立,5月2日開學。蒙自學生四個月後遷昆明。

 昆明四季如春,通過滇越、滇緬路可與國外聯繫,取得物資,有地理優勢。但1940年日本侵佔安南後,雲南也成前線,敵機空襲頻仍,聯大曾醞釀再遷,在四川敘永建過分校。1941年1月至8月有600多新生在那裡上課,但因該地條件過於困難而撤銷。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5月4日梅貽琦宣布西南聯大結束,下學期三校各回平津開學;「複神京,還燕碣」。7月31日最後一次常委會標誌聯大正式撤銷。師範學院留昆明,成立昆明師範學院(現雲南師範大學)。

 西南聯大九年(含長沙臨大),就讀各類學生估計有8,000人,其中畢業3,813人(含專科81人);1946年復員到京津三校1,641人,參軍至少1,129人(昆明834人、長沙臨大295人),占學生總數14%。

二、剛毅堅卓
 師生到昆明後,先租得大西門外昆華農校為理學院校舍,城東南一些會館為工學院校舍。8月蒙自分校遷來,又借得昆華工業學校校舍為文法學院教室和宿舍。8月根據教育部要求,增設師範學院,招收較多本省學生,借得昆華中學一些地方為校舍。故聯大有五個學院(文、理、法商、工和師範),26個系,兩個專修科和1個先修班,是當時國內最大高等學府之一。

 這些地方不敷使用,學校征得城外西北部120多畝地蓋新校舍。因資金緊張,都是平房,除圖書館和兩個食堂用磚木結構外,都是土坯房。教室用鐵皮做房頂,宿舍和辦公用房都是茅草屋。新校舍門楣橫額書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39年下半年竣工使用。這種教室上課,雨天房頂叮噹響,蓋過了老師聲音,老師就說:「現在停課賞雨!」。

 圖書館就只幾千本書,由於缺電,晚上燈光昏暗,僅燈絲發紅,讀不了書。好在昆明有不少茶館,學生多在茶館自習,泡一壺「玻璃茶」(沒有茶葉的白開水),就可不斷續水,坐上一個下午或晚上。現在有人問:「這種地方能學得下去麼?」後來的火箭專家、兩彈一星功勳人員王希季說:「我們學的就是這個本事!」茶館學風也體現昆明老百姓對聯大學子的關愛,李政道之後說:「我們特別感謝雲南人民對西南聯大的支持。」學生宿舍更是寒磣。由於屋頂茅草薄,雨天得打傘或蓋雨披睡覺。宿舍擁擠不堪,沒有桌椅,女生寢室用火油箱摞起來代替,她們戲稱聯大是「煤油箱大學」。

 由於缺乏圖書資料,很多老師講課只憑記憶。外國文學家吳宓記憶力特好,上課不用講義,能講出各種生動史實。美國教授溫特能背誦莎士比亞全部戲劇,在長沙臨大英國教授燕卜蓀憑記憶將莎士比亞的《奧賽羅》劇本和密爾頓的詩篇列印成講義供學生使用。中國人重視記憶的學習方法彼時發揮了重要優勢。教授之間互借文稿,「文人相輕」惡習不見了。雖然儀器設備極端缺乏,理工科實驗還是不能取消。做化學實驗沒有酒精燈,用炭火盆替代,物理系仍能保證學生一星期做一次實驗。

 更糟糕的是校舍頻繁遭到敵機轟炸。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受到空襲,聯大教職員宿舍被炸,兩人死難。1939年10月13日有一百多枚炸彈落到師範學院及其他校舍。1940年後雲南成為前線,敵機轟炸更慘。學校只好將上課時間改為7:00-10:00,15:00-18:00,19:00-21:00;每節課40分鐘。昆明地勢平坦,地下水位高,不能挖防空洞,「跑警報」要到遠處墳崗或山林。師生在「跑警報」中還會上課。社會學家陳達帶著11個學生在郊外小樹林避難,他坐在土墳上給學生講「人口問題」。很多教授為了躲避轟炸,都把家搬到鄉下,為到城裡上課,要走很多路。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為此買了一匹馬,騎馬來上課。即使這樣,教師也不將每週數次課合併為一次來講。3個學分的課,他們會不顧勞累,每週三次來校授課。楊振寧家(他父親楊武之曾任算學系主任)曾遭受兩次轟炸(城裡和鄉下各一次),他從廢墟掏出來幾本書,如獲至寶。「跑警報」對有的教授是極大災難。哲學家金岳霖花了近三十年心血寫出來的《知識論》書稿,在「跑警報」時丟失了,他不無調侃地說:「稿紙很可能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直到四十年後他才又寫出這70萬字的手稿,成為經典著作。空襲到1941年底陳納德「飛虎隊」擊敗來犯日機後才告結束。

 戰時昆明物價飛漲,師生生活極度困窘。教師工資不夠半月花,學校實際主持人、常委梅貽琦靠夫人做「定勝糕」維持一家生計。著名學者聞一多除了在中學兼課外,還要用掛牌刻印來補貼家用。物理學家趙忠堯則靠做工業肥皂,天天推自行車到工廠銷售,以致李政道看到這種情況後不敢學實驗物理了:原來學實驗物理還要做肥皂!至於出賣鐘錶服飾等更是家常便飯,以致有人說,家裡只有空箱子沒有賣了。學生的貸金更是入不敷出,幾乎所有學生都要兼職,工作五花百門:算帳、中學兼課、醫院洗衣被、城樓打炮報時……。

 西南聯大校訓是「剛毅堅卓」。這四個字就是對上述學習與生活狀況的最好寫照和對其精神的最佳概括。

三、優良學風
 前線將士浴血奮戰,後方「國寶」豈有不發奮求學以備實現民族復興之理?聯大師生在因陋就簡、艱難困苦條件下造就了嚴格、嚴謹的優良學風。

 聯大重視通識教育,各科畢業學分一般要求為132,其中通識課程至少30學分,而國文和中國通史是必修的,還必須文理互選一門課。因此聯大學生都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底,以天下興亡為己任,有抗戰必勝的信念。

 三校本來就是國內大學之翹楚,名師薈萃,他們集合在一起,「強強聯合」,勢頭更大了。各科基礎課都由大師來上。如吳有訓教普通物理,楊武之講微積分。陳岱孫、李繼侗、賀麟等系主任級別的教授都給一年級上基礎課。有的課還同時請兩位名師來開,他們講授風格各不相同,學生從中比較,可以開闊視野,促進思維。大一國文和英文等最普通的「大路」課,也有知名教授來上。

 聯大對學生的要求非常嚴格,理工科尤其如此。王希季的一次機械學考試因答案小數點後沒有準確到三位元數,該題分數為零。工科幾乎每週都有考試。課程考試不及格,不准補考,必須重修。理工科有些系還規定本系一、二年級基礎課以65分或70分為合格,不達此分數,不能升級。這給了學生以非常嚴格的訓練和嚴謹的學風。

 聯大要求學生嚴格,相當多學生沒有得到畢業文憑。他們並非都是功課不好,學不下去,也有許多其他原因,包括參軍、轉學、因病或經濟困難而輟學等。但聯大有些系畢業學生數比招進來的新生少得多,卻不屬於「淘汰」,而是根據「因材施教」原則讓不適於本系學習的學生轉學到其他系去,給以「再選擇」機會。有的學生轉系後能發揮所長,成績優異。因此聯大學生畢業的系與報考時不同的大有人在。有一名學生四年中竟轉了三次系,讀了三個學院四個系。

 戰時環境使師生關係更為融洽。敵機轟炸白天無法上課,學生會晚上到教師住處討論,師生之間互提問題,使對問題鑽研更為深刻。數學大師陳省身特別看重這種學習方法,譽為「師生互教」。由於師生日夜相處,親密無間,聯大老師「知學生」是有名的,這樣就能發現人才。正因如此,楊振寧得以從報考化學系換讀物理,李政道得以本科三年級學歷赴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從而成就了兩位中國人首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四、學術為命
 聯大師生都視學術為生命。儘管戰時圖書儀器設備極缺,他們不但堅持教學,而且想盡辦法繼續從事科學研究,成果豐碩。三校原有的研究所(北大有文、理、法三所;清華有文、理、法、工和五個緊密聯繫戰時應用的「特種研究所」,南開有經濟和理科研究所及一個邊疆人文研究室)都南遷而耕耘不輟。他們時刻都在想問題,老師每一堂課,講的都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陳省身常把想到的數學問題記在一張小條上,放到案頭,隨時思索,靈機一動,就解決了。

 文科教師還可憑記憶和僅有的一點資料做研究。例如馮友蘭在衡山臨大文學院艱苦條件下寫成了《新理學》,以後又孜孜不倦連續寫出《新世訓》、《新事論》、《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等「貞元六書」,構建了新理學思想體系。又如,陳寅恪對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史做了深入研究,寫出了《隋唐制度源略論稿》等經典著作。錢穆的《國史大綱》、朱光潛的《詩論》和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等也寫於此期間,後來都成為名著。

 戰時環境使社會科學家將學術研究更好地為社會服務。陳達主持的國情普查研究所(上述清華五個特種所之一,其餘為金屬、無線電、航空和農業),就開展了社會調查,出版了《現代中國人口普查》和《現代中國人口》等著作。費孝通主持完成了對祿村等《雲南三村》調查。南開的邊疆人文研究室對開發滇西南交通所急需的少數民族情況做了調查,還創辦了《邊疆人文學》雜誌。聯大的存在對雲南科學文化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由於缺乏器材,理工科研究自然相當艱難。除了數學產生了華羅庚的傑出成果《堆壘素數輪》和全系共發表127篇論文外,物理、化學、生物和地學等也都有精彩成績。其中理論物理有周培源的「湍流理論」,王竹溪的「熱學問題的研究」等。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生物學家湯佩松和王竹溪合作的,於1941年發表在美國《物理化學學報》的文章「活細胞吸水的熱力學處理」,是在戰時特殊情況下學科交叉所產生的重要開創性成果,學術意義很大。即使在這種困難條件下,實驗科學家們還是殫精竭慮籌劃實驗。吳大猷從北平帶來光學元件,利用磚墩木架居然搭起來一台大型攝譜儀,進行拉曼光譜研究,取得了好成果。物理系在國外期刊共發表了50篇論文,而吳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結構及其振動光譜》成為該領域的世界名著。物理系師生甚至還在昆明收集破銅爛鐵,打算自製加速器。因為材料太少,無法成功,但其精神實在令人感佩。化學系張青蓮在極其簡陋條件下做出了精密的「重水研究」,享譽世界,令人震驚。生物學家們對雲南本地農作物生長及其病蟲害問題作了深入研究,使雲南農業得以大步提高。地質學家對雲南地質資源勘探和開發做出了顯著貢獻,孫雲鑄的「中國古生代地質的劃分」研究和馮景蘭的《川康滇銅礦紀要》等書尤其著名。工學院對當地做出的貢獻難以數計,其中有飛機場和大量水電站等。

五、團結民主
 林語堂讚揚:「聯大師生物質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何以如此?三校精誠團結、自由民主是重要一端。平津三校歷史不同、風格各異,卻能「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以相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馮友蘭撰《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牌》文)。這裡三校領導的互相謙讓、信任合作發揮了楷模作用。西南聯大無校長,從長沙以來一直實行常委制。張伯苓長期在重慶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蔣夢麟也常在重慶與政府高層周旋,實際執掌校政的是梅貽琦。他大公無私,對三校一視同仁。他作風民主,處理學校各種事務,發揮從各校教授中選聘的總務長、教務長和建設長及相應三個處的作用(之後根據教育部命令設立了訓導長和訓導處,撤銷了建設長)。他還先後成立了幾十個委員會,從不堅持己見,口頭禪是「吾從眾」。他有兩個兒女梅祖彥、梅祖彤在聯大參軍。梅祖彥二年級主動要求當兵,當了三年美軍譯員,沒有拿到畢業證書。他對親屬毫不用私情。

 校內如此,校外環境也使聯大知識分子能發揮獨立自由的作用。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校開設統一的共同必修課目,採用部訂教材和成績考核方法等。聯大教師很反感,上書說:「律以孫中山先生權能分立之說,則教育部為有權者,大學為有能者,權能分職,事乃以治。」表明聯大自己能處理這些事,抗拒成命。教育部只好默許聯大可以變通。因此聯大的「黨義」課一直以各種報告敷衍,不計學分。當時雲南省主席龍雲對中央政府也是敬而遠之,有一定獨立自治性。所以聯大政治氛圍寬鬆,師生思想活躍,幾乎天天都有各方人士來校做報告,使學生見識廣闊、思路開放,絕不囿於專業範圍。學生社團豐富多彩,壁報刊物琳琅滿目,學術空氣異常濃郁。不同研究所的研究生楊振寧、黃昆和張守廉都在昆華中學兼課,三人同一宿舍。他們常一起泡茶館討論物理問題,到宿舍辯論至半夜,忽然想起要查書,就點燃蠟燭讀書後再討論。人稱他們為「三劍客」,很出名。這種熱烈自由的空氣鑄就了後來科學大師的毛坯。

 聯大九年造就了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兩院院士171人,4位外籍院士。中國「兩彈一星」23位功勳人員中8位是聯大校友,獲國家最高科技獎的有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和鄭哲敏。聯大為世界貢獻了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楊振寧,以及陳省身、吳大猷、任之恭、林家翹、張守廉、王浩、鄒讜等大批著名學者;為海峽兩岸百廢俱興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珍貴的人力資源。這對一所為時短暫的學校,真是奇跡!其成功集中到一點,還是中國人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即使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境況中!

 筆者今年有幸尋訪西南聯大孿生兄弟──西北聯大遺址。它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和北洋工學院聯合組建,先為西安臨時大學,然後又遷至陝南漢中地區,與西南聯大同時成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它以城固為中心,分散在城固、南鄭和沔縣等地,也是1938年5月2日開學。比起省會春城昆明來,這些地方物資供應更差,無電無自來水,教學食宿更為艱難。西北聯大人稱昆明為「人間」,城固為「地獄」。可是不到一年,教育部就以建設西北後方為由將它逐步分立為西北工學院、西北農學院、西北師範學院、西北醫學院和西北大學五所,就讀總人數超過西南聯大。中央政府對他們的思想箝制也更為嚴厲,所以儘管他們也出了一批學者名流,卻遠不如西南聯大出名。不過他們對我國西北高等教育發展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參考文獻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編(1996)。《國立西南聯大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2010)。《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繁體版,傳紀文學出版社/簡體版(2012),九州出版社。
苟保平(2012)。《西北聯大在城固》,城固縣文物旅遊局、城固博物館。
張曼菱(2013)。《西南聯大行思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蘇國有(2009)。《楊振寧在昆明的讀書生活》,雲南人民出版社。 
cron web_use_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