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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73 期(2017年11月)

《大學的過去、現在,與應然》(三)
美國大學的現況與理想的圖像


文/張鍠焜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主任
 本篇導讀文出自狄班科(A. Delbanco, 2012)的《大學的過去、現在,與應然》一書的第五章與第六章。第五章篇名: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第六章:該作如何改進?(What Is to Be Done?)這兩章是作者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現況所呈現的許多嚴重的問題,以及應當如何矯治,所作的省思,並提出可能的對策。

一、功績社會觀與大學生自我認知及責任觀的改變
 作者在本章指出功績社會(meritocracy)的觀念改變了美國現代大學生對其大學身分的自我認知與責任觀。「功績社會」一詞是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Young在1958年所創,它是指社會依據個人能力、成就或貢獻,而給予其相應的酬賞或地位。在教育上,個人的功績是指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學生依其學業「功績」獲得學校的獎勵或學位。Michael Young的著作《功績社會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是未來學的虛構──想像2033年出現可怕的競爭型社會。奠基在「智力加上努力等於功績」(I+E=M, intelligence + effort = merit)公式上,人們從兒童早期便透過標準化測驗被區分成兩軌:一軌經由菁英教育機構通往財富與權力;另一軌經由學徒身分或職業訓練朝向相對貧困與從屬地位。本章指出「功績社會」觀念使現代大學生認為自己獲得大學生身分與地位是由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因而是自己應得的。

 然而在早先時代,青年進入大學主要是憑藉家世、出身背景。而一個人出身於何種家庭是天定的、偶然的,因此,過去的大學生往往覺得自己擁有的大學特權是來自神的恩典,命運的眷顧。社會視大學生為貴族,而對他們寄予很高的期待與責任;大學生因自己所受的神恩,而懷抱著很高的義務感。本章指出1900年代的大學生「被期待具有一種義務概念(a concept of duty)是超越他自身世襲階級的」。文中並引述Charles W. Eliot對當時哈佛學生的期許:

哈佛之子向來就歸屬於……貴族,他們精通具有男子氣概的運動,捧走博學專業的榮耀與獎項,在所有智識勞動與戰鬥領域中卓有所成;貴族在和平時堅定地追求公共榮譽與名聲,在戰爭時首先衝向殘忍的灌木叢。

 大學生享受了特權與榮耀,就必須保持自己的尊嚴,並為社會盡更大的責任,以不辜負神的恩典。所以平時要追求榮譽,戰爭時要一馬當先。這是當時大學生義務的典範。

 二十世紀初的大學倡導「義務與榮譽」的高尚品德。當時有一部小說《耶魯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敘述耶魯大學生的生活,作者指出,這部小說可以視為一位享有特權的大學生,「以批判的方式分析自己的好運」。該書中耶魯仍然帶有它的創建者的信念:相信神根據其難以預測的意志來分派恩典(grace),那些發現神正對之微笑的人,在面對他人的苦難時,必須抱著謙恭的覺知而生活。「要不是因為神恩,我也會走到他們那兒(走進那種苦難)」(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作者說:耶魯對斯托弗施加的影響就像惡夢一樣。耶魯的眼睛到處監視著他,要求他應該讓自己屈從於「犧牲與自我克制的理念」。這時的大學生知道自己的特權,頂多只是純粹的好運,甚至在最壞的情形下根本是一種不義。這樣的自我懷疑和自我批判心態,使他們不敢自得意滿,並促進他們對社會的義務感。

 大學生的這種認知延續到二十世紀中期。當功績的觀念興起,大學生對自己的身分認知開始改變。作者指出今日大學入學過程(從學前階段就開始了),一系列的試驗與獎勵(trials and rewards)被設計來充分說服獲勝者值得贏得獎賞。大學校長經常會用一種標準的讚美詞來歡迎新生:「你們是有史以來進入我們大學校門中最非凡的一群」。這使得大學生認為他們的大學身分是能力與努力的結果,是理所當然應得的。對這種心態,Young以諷刺口吻說道:「今日最傑出者知道,成功是對他們自身能力、努力,與無可否認之成就的應得獎勵。」「(他們)變得如此自負,以至於對那些受其治理者缺乏同情心。」就如同Walter Benn Michaels所說:「我們的大學已經變成:讓我們用來說服自己,『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其應得』的主要機制;而如果你富有,那是因為你比較優秀。

 作者提到《新教當權者:美國貴族與世襲制度》一書的作者,社會學者波爾策爾(E. Digby Baltzell)曾對他說:「你和你整個世代自鳴得意,是美國史上最自滿的。你認為你所得的是你贏來的,但是當Jack Kennedy上哈佛時,他知道他進那裡,是因為他老爸的錢;而當他離校後,他深知他該回饋些什麼!

 作者認為Young與Baltzell談論的是英美版本的「貴族的義務」(noblesse oblige)。然而當「功績變得日益可測量」,這個觀念在當前似乎已相當淡稀薄,「新的上層階級不再被自我懷疑與自我批評所削弱」,而更常是贊同「現代思想的公理……人們是不平等的,他們應該各自被賦予與其能力相應的生活地位」。

二、大學的利益取向
 除了社會責任感漸漸減弱外,晚近大學的另一轉變是愈來愈朝向利益取向。首先,許多居優勢地位的大學,有很多機會接近金錢的世界。今日常見具有高聲望的前幾所大學的領導人以名列大型企業委員會來裝飾他的頭銜。如Rensselaer多元技術學院的校長名列Fedex、Marathon Oil、IBM等企業的董事名單。史丹佛與普林斯頓的校長名列在Google董事會;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的校長列席Nike董事會。

 在教師層面,許多大學名師成為媒體寵兒,他們搭乘噴射機環遊各地,上電視節目喋喋不休,為他們的任教學校帶來更多聲望,但非貢獻學校更多時間。然而大部分大學教師都是低薪與過勞的,奉獻給學生而犧牲自己,只是他們在公眾眼中卻容易被那些較為耀眼的同事所掩蓋而模糊化。

 因為「技術移轉」的增長,以及企業投資與政府機構合作的緣故,具有好職位的學者和他們的學校賺錢機會大幅提高。尤其自從1980年當國會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又名專利商標法修正案)允許學校機構與個人可以分享以公共資金發展之發明與技術所得到的利益。

 在學生方面,大多數人與少數人之間的落差愈形擴大。優勢的大學為了招徠學生,提供優於他校的福利設施,如圖書館設咖啡吧、宿舍設置設備齊全的健身中心。某些大學對學生提供的參觀導覽,就像是奢華名勝地的促銷旅遊一樣。今日大學生活風貌可以從一些具代表性的書籍名稱上一窺究竟:《在金錢年代拯救高等教育》、《市場中的大學:高等教育的商業化》、《莎士比亞、愛因斯坦與底線:高等教育的行銷》、《大學,股份公司:高等教育的企業腐敗》。

 大學的功績主義也造成某些學生極度追求課業上成就表現,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使得大學中學術作弊的情況層出不窮。文中指出:學術作假,特別是以剽竊的形式出現很猖獗。幾年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學生對什麼是作弊,什麼不是,模糊不清」。許多網站提供付費的學期報告,其中某個網站還直言不諱地以CheatHouse.com為名稱。學生以作弊而得到學校獎勵的情形並不少見。學術不誠實一直以來都是個問題。

 大學中另一個經常發生不誠實狀況的部分是大學運動領域,而有所謂「運動競技的夢魘」(athletics incubus)。各大學為爭取優秀運動選手入學以為學校爭光,經常過於寬鬆地提供運動獎學金,或以不當手段招徠選手。在學期間,運動員學生因訓練而無法上課,或無法達到學業要求標準,部分運動教練與行政人員串通,提供造假的學分給運動員學生。作者指出就像學術不誠實,大學運動員的腐敗也非新鮮事。1951年城市大學(以其高標準聞名)有4位籃球隊員被控與地方賭徒串通好打假球(shaving points)。當時一位新聞記者即表示:「你(學校)賄賂他們為你打球」,「賭徒付錢給他們,要他們輸球。這兩者有何差異?

三、大學未來應當怎樣改進?
 在六章中作者首先討論美國大學當前面臨的問題,進而提出他認為可行的改進之道。作者指出當前美國大學有以下的問題:

 1.入學機會不均等:非裔、西裔和低收入階層學生入大學機會較少。

 2.大學教師派遣化,兼任比例增高:目前大學中專任教師只有35%,大部分教師是兼任或短期僱用教師。

 3.大學經費日益短絀:最有錢的私立學校現在也要為所需資源而拚命努力,公立學校則因為所仰賴稅收的流失而茫然失措。

 4.教育成效不彰:1 / 4大學畢業生無法讀懂中等複雜的雜誌文章,無法估算車子的尚存油料是否足夠撐到下個加油站。大學生對教師評鑑的作法,無助於提昇大學的教學品質,反而造成教師討好學生、降低標準、教學娛樂化的結果。

 5.美國大學缺乏教育品質評量的機制:美國大學並沒有一套評估學生學習成效的客觀標準,這使得各大學的學生水準參差不齊。

 針對美國大學現況諸多的問題,作者提出以下的改進之道:

(一)大學教育品質評量機制
 各項教育品質評量機制逐漸建立。如由私人機構發展的「大學學習狀況評量」(College Learning Assessment),評量學生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進步狀況。「全國大學生學習參與態度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評量學生對自己教育的積極投入程度。「學生學習與績效責任領先者聯盟」為提高學術標準的學校頒授認證。

(二)招生問題的改善
1.減輕低收入學生的學費負擔
 Christopher Jencks主張:使大學更讓人負擔得起,這是政府知道該怎麼做的事。因此政府必須增加現有各種就學補助方案的經費,如聯邦的獎助學金、就學貸款、學費部分扣抵稅金等。

2.對程度落後新生的補救教學
 許多大學新生在學表現不佳,其問題可以溯及早先的K-12教育階段。中小學教育確實有待改革,但是大學不能坐等其改善。一個半世紀前某位大學校長曾說:不論小學有什麼沒教好,大學都必須補足它。

3.輔導高中與社區學院中的大學潛在學生
 大學應延伸其觸角,輔導其潛在的學生。四年制大學與社區學院應當建立夥伴關係,大學與地區中學、協助學生升學的社區機構也應該合作輔導青年學生。

(三)大學行政的改善
 大部分學術機構是「有組織的無政府體制」,教授們通常不熱心或只是隨興參與校務。但是大學需要教授和行政人員一起為學生而合作。有許多值得效法的「最佳作法」,例如馬里蘭大學在F. Hrabowski校長的領導下,藉由導師制、組織化團體研究、學徒式教學,明顯提昇了畢業率。又如Valparaiso大學從2010年起每年舉辦兩次「大學如何運作」工作坊,由教師和行政人員共同參與,以消除雙方的誤解,增進信任感,並鼓勵雙方對政策和措施進行充分論辯。

(四)教學的改善
1.數位科技型態教育的發展
 網際網路教學有助於縮小貧富學生學習落差。學生可以透過JSTOR、LexisNexis等系統搜尋重要期刊與稀有報刊。大學可以建構兼容現場教學與遠距學習的綜合教學體系──各地學生透過網路「參加」世界知名人士的演講,隨後參與當地教授主持的同儕討論。杜克大學教授Cathy Davidson認為現在的學生習慣在網路上快速換頁搜尋與瀏覽,所以多工操作並不是分心的原因或症狀,反而是一種「理想模式」。

2.課堂教學方式的改進
 教室中的改變也會產生很大的效果。例如,哈佛的物理系教授Eric Mazur發現在講解式教學中,學生運用記憶多於思考,因而不再作長時間的講課,而改採講解與10分鐘小組討論交替進行的上課方式。此方式明顯改善學生學習成效。

3.重視大學教師的教學能力
 作者認為學術界應該重視培育關心教學的教師。目前,大學中的研究與教學分途而行,研究的才能與教學的才能並不相同。高階學位並不能保證教學才能,反而教學熱忱可能因專業學術訓練而枯竭。這種情況是可以扭轉的。研究所應將教學能力視為其博士生教育的必要部分。學術界要打破重研究輕教學的惡性循環,Ph.D學位學程應該同時培養學者,也成為教師。

(五)大學的民主化
1.大學向更多的人開放
 作者強調每個人都擁有獨一無二的心靈,大學應該為學生而盡可能延伸得遠、廣、深,提供學生求知、學習的機會。對於缺乏憑藉的學生來說,大學就是他最大的憑藉──不止是改善其經濟競爭力,也可能幫助他心智與想像力的擴展。

 大部分的青年都有能力參與各種大問題的研討,如關於真理、責任、正義、美等問題。史丹佛的哲學教授Debra Satz與政治系教授Rob Reich開設名為「希望家族」的學程,與藥物成癮和有前科的女性一起討論經典哲學與文學的文本。紐約州北部的Brad學院,教師到東紐約的矯正中心教導收容者數學、文學、歷史和哲學。作者並指出在其任教的大學,有些科系招收輟學後復學的學生,包括一些退伍軍人,他們和一些測驗成績優異的學齡學生一起上課。而最有探究精神的學生有時就是那些退伍軍人。這些都提醒大學不應該預設哪些人不適合上大學。

2.大學生的公共參與
 作者指出當前美國高等教育最令人注目的事,是再度重視學生參與校外公共生活,將課業與服務結合,引導學生在諸如移民、環境、公共衛生、教育等科目,將課堂上的讀寫課業和自願服務工作結合在一起,實際去協助移民辦理行政手續、為環保團體進行相關研究、教導高風險處境兒童、扶助老人等。此外,大學中還有一股培養學生公民參與能力的風潮,鼓勵學生投入由相關爭議(如同性婚姻、槍枝管制、戰時公民自由權等)的論辯。

結語
 大學應該不只是一個篩選優秀者的地方。大學生就像美國文學評論家Lionel Trilling(1905-1975)所說的:「途中之人」(midway people)。他們因為對道德規範的不確定、內心的困惑、猶疑難決,而從一個社會團體走向另一社會團體,大學應該是這些途中之人的中轉站。大學不該是現實競爭的避風港,而是年輕人之間對各種有意義人生之理念進行爭辯的場所。大學應該讓年輕人發現他的自身利益並不與關懷別人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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