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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期:公民社會與通識教育

從公民社會思考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文/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在司改國是會議裡,一個重要議題,即是討論未來的刑事司法,是要採陪審制或參審制。惟不管採行哪一種制度,都預示著將來我國的刑事司法,必然走向人民參與審判這條路。而無論是陪審、還是參審,未來任何公民都有機會坐上法官席擔任審判工作,故對於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就有瞭解之必要。

 所謂陪審,一向以英、美為代表,至於陪審員的產生,乃藉由案件為單元,由民眾中隨機選出,並經由篩選程序,產生最終的陪審員。至於此等篩選程序,一般稱之為voir dire,此為法文,意思由對候選者詢問,而查其回答是否屬實,是否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是否排除的參考。至於陪審團只能針對被告有罪、無罪為判斷,於有罪判決後,才由法官為具體的法律適用與量刑。而關於有罪、無罪的評議,原則上必須全體一致同意,且一旦評議完成,也無庸為理由說明。這也代表,當事人無法以事實認定有誤,而僅能以程序違法來為上訴理由。甚且,於陪審團判決無罪的場合,往往也不允許檢方上訴。

 至於參審,一向以法、德為代表,至於參審員雖亦為平民,但其產生方式,則較為多元,有與陪審員選出相類似者,如法國;亦有採取提名制,如德國者。但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參審員皆與法官立於相同位置,即一起為有罪與否之判斷,並在判決有罪後,亦一起決定量刑。這可以從參審員與法官並肩而坐,可以看出其權力特性,而與陪審員與法官不同席,就有不同。

 不過,傳統上對於陪審制度與參審制度的兩分法,已經隨著時代變遷,而逐漸產生相互融合的現象。而更重要的是,任何的司法制度的移植,不可能是全面性的,而是會根據本國的國情而加以改良,致產生不同的變化。如在美國某些州,已開放給陪審團做死刑、無期徒刑之評決,也受到聯邦最高法院的支持。所謂陪審員只參與事實判斷、不參與量刑的模式,正逐漸被打破。此外,陪審員原本不得在法庭詢問證人、鑑定人等,但於俄羅斯、烏克蘭等國,也開放給陪審員直接詢問相關人證的機會,致有使陪審走向參審的趨勢。

 不管是採陪審或者參審制的國家,於刑事案件總體來說,會適用者,往往不會超過百分之五。這是因讓人民參與審判,所花費的司法成本相當高昂,故於英、美的陪審,就僅是在被告不認罪時,才會進入陪審程序。至於採參審的國家,就傾向以重罪案件為限。不過,雖然能適用人民參與審判的案件數不多,但因陪審或參審,畢竟是司法民主化的最重要表徵,也與現行以專職法官審判的模式,有著極大的差異,致須同步為刑事司法的改革。

 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採行,不是僅將平民拉上法庭審判般簡單。尤其審判工作,既涉及事實判斷,更有賴法律的適用,如何避免平民於成為陪審或參審員的手足無措,就得有相關的配套。首先必須考量者,即是審判期間的問題,因在目前由專職法官審理的情況下,同一案件因未能連續開庭,致常使審判延宕,數月、甚至數年者,時所在多有。故一旦採行陪審或參審,由於平民有自己的工作,就必須將案件集中審理,且往往得在三日內完成,這必然可解決目前審理延宕的問題帶來衝擊。

 惟在審判集中後,由於期間被壓縮,就馬上得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陪審或參審員,能否有效且仔細的審視每一樣證據?為解決此疑難,法官於審判前的準備程序,就得更為仔細與審慎,不能如現行審判般的雜亂無章。同時,為了避免未審先判,則目前檢察官在起訴後,將所有卷證一併移送到法院的作法,可能就得廢除。換言之,檢察官於起訴後,僅將起訴狀送到法院,避免正式審判前,因陪審或參審員過早的接觸證據,致產生預斷。

 不過,如此的作法,又會產生一個問題,即在檢察官未將卷證移送法院下,辯護人就無從在審判前閱卷,致可能使已經處於劣勢的被告方更為不利。故於此時,就得在準備程序階段,讓被告方有機會可以先行閱覽檢方所擁有的證據,即英文為discovery,日本將之翻譯成證據開示,台灣亦沿用此用語的制度,以來使當事人雙方,於將來審判上能達到武器對等的狀態。

 此外,在現行審判實務裡,原本該負起舉證責任的檢察官,有時未能確實舉證,就使法官必須接手舉證的重責,致混淆了起訴與審判者的角色。而在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後,由於所有的證據只能在正式審判中提出,且不管是法官,還是平民陪審或參審員,都必須在審判過程中保持中立,故檢察官就不能如現況般,將舉證責任寄託於法官。也因此之故,整個審判過程,就必然會進入實質辯論,而非如現在的司法審判,常流於書面審理,致使公開審判空洞化。

 所以,在整個刑事程序,於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後,必然會由目前法官主導的職權進行,逐漸走向由當事人為主的訴訟型態,致可使審判者絕對保持客觀中立。只是如何讓當事人,尤其是被告方,於審判的過程中,能夠處於對等,也使採行陪審或參審時,絕對必須強化的課題。

 總之,雖然人民參與審判制度,雖有陪審與參審之分,但究其實,兩者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絕對;更遑論,某一制度絕對好或壞。故如此兩分的主張,既過度簡化了問題思考,更忽略法制引入,必須要能與本國的社會結構相契合,致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移植。更重要的是,不管採哪種制度,皆須以精密司法為基礎,而這都是得花至少十年的浩大工程。若果如此,於現階段,就不能單純是以審判結構改成是陪審或參審為已足,而應是對刑事司法,進行全面且徹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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