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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在線第 55 期(2014年11月)

從學運看台灣的協商文化


文/胡正光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教育從來不只是教室裡面的學習,特別是公民教育,社會對學生的影響更為深遠,畢竟那是他們必須更長遠面對,也是更為現實、嚴苛的環境,教室外面的經驗可能完全推翻教室內的學習成果。因此,當我們希望公民教育發揮效果時,不要忘記反省社會文化是否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環境。

 就以這次太陽花學運為例,不應只將眼光放在學運的參與者身上,單從他們的表現去觀察公民教育的落實程度。我們應當從旁觀者的角度,看看這場學運如何顯現出台灣社會的公民協商文化。

 回顧事件的經過,三月十八日學生佔領國會,警方只在當夜嘗試強制驅離,失敗之後至學運結束都未有相同的企圖(但佔領行政院的行為則有不同的處置)。因此,我們可以期待政府將與學生進行溝通,以解決紛擾。但總統第一次對學生的正式回應,是「府方不能接受學生以進入議場抗爭要求對話」,而且「不是學生撤退,總統才願意對話,或是學生不撤,總統就不對話;不是為了平息風波才對話,而是平常就願意對話」(二十二日上午),態度十分強硬,沒有設下任何妥協的前提,也看似不打算對話,要求學生無條件讓步。但到了當天下午,又命行政院長前去「溝通」,行政院長只好在群情激憤的環境下,進行了十餘分鐘話不投機的「交涉」,雙方都不願讓步,結果是第二天(二十三日)總統在記者會上重申強硬立場。

 此後,總統將平息事件的責任交予立法院長,但不論是立法院長七次召集的朝野協商,或是總統邀請學生代表至府內對話,全部無法付諸實現。眼見大家面對僵局束手無策,直到四月六日,立法院長忽然聲明表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第二天學生代表接受這個提議,宣佈三日後退出議場。而這個提議雖違背總統府一貫立場,府方卻未提出任何異議,也導致支持政府的一方不滿。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學運,在不流血的和平狀態下迅速地結束。由於一開始似乎就不打算採取暴力手段,民主協商順理成章成為最可行的解決辦法,但所有公開的協商企圖,全因無人退讓而失敗收場。那麼,成功的協商在哪裡進行?誰來進行?旁觀者事前幾乎無從知道,必須依賴媒體事後「爆料」。

 再把眼光放到正常運作狀態時的立法院。全國最高的民意機構,也仰賴不夠透明的「朝野協商」機制維持效率。朝野協商雖然是一法制化的協商管道,並有極高的約束力,可提高立法效率,但也有「架空專業委員會」及「不夠透明」、「少數人決定」等弊病。尤其立法院目前僅有113名委員,屬於小規模的國會。八個常設委員會,人數最多的不過十五名委員,且某些委員出席率低落。但在這麼小規模的委員會中,仍然無法議事。真正折衝法案的核心,是規模更小、且沒有專業限制、沒有發言紀錄的「朝野協商」。有學者指出,實質的立法審議已經從委員會轉移到「朝野協商」,有違議案專業審查的制度原意。

 從日常的立法院到例外狀態的佔領國會,我們所見的協商文化就是如此。成功的斡旋,全在私下進行,規避公眾監督。公眾僅能在事後被告知結果,無法見到過程,也因此「黑箱作業」的罵名四起,各式各樣「陰謀論」的猜測隨之而來。

 這樣的協商文化對公民教育是不利的,民主政治要求公眾事務應該攤開在陽光下討論,而非密室決策。雖然我們多少承認,真正重要的協商都在私下進行,但「公開協商沒有效率」的認知若深入人心,也不可能會有真誠的討論,大部分人認為「無法從媒體上看到事實」而開始巷議街談,蒐集小道消息,編織每個人自己所認定的「真相」,陷入無止境的妄想與猜測。這樣看待事件的方式是基於「不信任」的認知心理,輿論助長無法相容的「歧見」發展,和民主所主張的從「多元」導向「共識」背道而馳。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不可能做到「理想的言談情境」,但解決之道並非放任不信任感在社會上滋生,一邊繼續埋頭在校園中進行「理論上的」公民教育。落實校園外的民主環境,其實才是教學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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