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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已經邁入創校五十年了，這五十年來作育無數英才。2006年即將自中央大學卸任的劉全生校長，是東海大學物理系第二屆校友，讓我們來聽聽校友記憶中的東海大學
宗教精神下中西合璧的創校理念
林：基本上通識教育在中國算是比較罕見。中國過去的教育總體來講，由於鴉片戰爭後，中國受到了美日等列強的欺侮，所以富國強兵、功利的色彩總是比較濃厚，像是東海大學實施「通才教育」、「勞作制度」，這樣的教育不僅在台灣非常獨特，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很好奇，像曾約農、吳德耀校長他們這些人對教育和通識教育的理念，來自於什麼地方？受到了美國 liberal arts college 的影響？還是其他因素？
劉：我覺得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最近常常想到，東海已經創校五十年，五十年前建立東海大學的時候是一九五三年。想想看一九五三年是什麼時候？韓戰漸入尾聲但還沒完全結束，那時候美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Dr. William P. Fenn 就決定要在台灣蓋一個基督教大學，可是整個台灣當時情況非常不明朗，到底將來是怎麼樣， 是不是要打仗還不清楚，怎麼這時候說要來建？他回答：「we can not wait until the dust down.」，我們不能等到塵埃落定了才來作這件事，這件事情太急迫了。所以我想可能跟整個世界情勢變化有關，所以才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教育機構來保存一些價值及文化的理念，有這個考量。
你提起就讓我回想起那些創辦人──在天寒地浮的大變動之下，基督教在中國辦學的歷史已有一個世紀多了，結果辦學的結果如何？我想他們一定有很多感受，對他們來講可能也有種挫折感和失敗感。在這當中要如何再建構一個新的方向，為下一個時代提供真正受到需要、能夠成為中流砥柱的人才？東海大學那時候就有這樣的意義。
從東海校歌就讓我很感動：「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東西此相逢」。東海大學就是有辦法，把基督教跟孔孟儒家的精神結合起來，讓東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在台灣、在東海大學匯合，這是很大的一個開放啊！所以新儒家的學者都是在東海大學。我覺得這種胸襟就現在看起來，是非常了不起的。很可惜的是，像曾約農校長、吳德耀校長……現在這些老一輩的可能都不在了，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回憶錄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真是值得好好看一下，拿來作一個研究。
菁英式的通才教育
 林：東海大學在台灣算是辦理通識教育最早的學校，而您是東海大學第二屆畢業的校友，能否請您介紹一下當時在受教育時，你感覺東海大學跟其他大學有何不同？經過幾十年後，回顧那段東海大學的歲月，對你接下來受教育的歷程有什麼影響？
劉：確實我們那時候只有在東海大學有（通識教育）。我是第二屆，每一屆不到兩百個學生，所以我們進去時全校只有四百個學生，直到畢業，人數也不到八百人，可說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那時候東海大學給學生很開創的空間；它所標榜的就是「勞作制度」和「通才教育」。那時候東海的校長，曾約農校長、吳德耀校長，都非常注重全人教育，所以當時校園的氣氛要教給學生的是「整個人生」的教育，而不是專才的教育。
我記得剛進去時，發現東海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第一就是接觸面特別廣。那時候東海大學很注重人文方面的教育，比如我們要上兩年的英文、兩年的中文，還有一般的經濟、社會、歷史哲學等課程。我是物理系，雖然不像美國剛進去沒有分科，但是分系以外還是有很多通識課，當時我從中領略到各方面的知識，視野特別寬廣。另外，東海還有台灣第一個開架式圖書館，我們常常到圖書館看各方面的書，這又是另一種領略。後來我畢業之後，吳德耀校長對我講，他們做了統計──我是全校借書借最多的學生，所以這也是很有關係的。
東海大學的教學方法也與眾不同。比方一位教西洋史的老師，他上課不跟我們講什麼年代、什麼事情、什麼皇帝年號……沒有那一套！他反而問我們：第一次大戰怎麼發生？是不是像第二次大戰一樣有個希特勒在主導歐洲的侵略？或者像裕仁天皇主導亞洲的侵略？然後給我們一堆原始資料，叫我們寫報告來判斷，分辨第一次大戰的開戰國是哪一方。這完全是按照研究的方法，用一種引導學生去思考問題的方式教你怎麼學習，其他課程也大都是這樣，令我相當印象深刻。
那時候我們大學裡請來了很多大師，像徐復觀先生、牟宗三先生等。例如徐先生上國文課，從他的言談就知道，他把整個人生經驗都放入課堂中──在大陸參加過政治，然後回來後痛定思痛，全然地反省一個文化其長處短處的過程。那時候他將人生經驗在課堂上表達，此外，也常常請我們這一群學生到他家裡吃飯，吃過飯就聊天，聊他的經驗。個別傳承的經驗還不只這些，曾經我們有幾個學生，一起向牟宗三先生建議：「我們早上沒有時間上課，你晚上給我們講課好了。」於是晚上就到牟先生家中，我們五六個人坐在一起上哲學課。老師講課沒有報酬，學生上課也沒有學分，就是這樣自動自發的學習。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那時候確實不一樣！因為一個老師對待學生很好才願意這樣做，後來的學生可能就不一定有這個機會了。
另一個讓我印象很深的是，東海的教育特別注重學生的個性， 所謂「個性教育」、「因材施教」。我直到最近才真正了解《中庸》的「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率性就是「自由自在的充分發揮你的個性」──這是多有意思啊！我覺得他們那時候教法比較注重人格各個方面的培養，這幾點令我感到受益很深。
林： 您剛才已經稍微提到當時學習的情形，就您身為一個傑出校友，如果您重新再成為東海的學生，過去哪些東西你覺得是最有價值的？哪些東西是你覺得需要加強的？
劉：東海因為具有這些基本的通識教育概念，它給學生很多創造的機會，這不單是自己在學術上的創造，還有在大學建構上的貢獻。
我在四年級的時候，發現我們當中還有一些同學考試作弊。但作弊跟科學的精神是完全違背的啊！我就提出來：「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榮譽制度」，自己發揮自己的榮譽，不要作弊了。而且不僅我們自己不要作弊，老師也要信任我們可以不需要監考。監考對我們是一種污辱啊！」結果，全校八百人投票通過。這也是台灣第一次大學民主的實現，東海大學於是建立了榮譽制度，後來也實行很多年。
在那個威權時代，學生自治都是禁止之列的。學生透過自發性討論，等於擁有自治的範圍，一間學校可以讓學生自動自發的建立制度，這其實就是一種科學的精神，也是民主的訓練，是很了不起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通識教育
 林：早期東海大學是小班制。我在研究美國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歷史時，發現他們也很重視小班制。他們認為一個大學，如果通識教育要辦得好，學生的人數不能太多，所以芝加哥大學認為一個大學辦理通識教育，合理的學生人數是2,500 人左右， 最多不超過3,000 人，所以芝加哥大學長期維持這樣。
我們知道通識教育有各式各樣的主張，有哈金斯的主張，哈佛大學的主張、耶魯的主張、Oxford 的主張……事實上，不同大學在通識教育上有各式各樣的主張。在辦理通識教育時，他們所強調的主張，就體現在他們如何規劃通識教育的課程。比較具體的例子，像哈佛大學他們在一九四五年就有紅皮書（Redbook），當中對通識教育的有一個通盤的規劃，他們認為科學的通識教育重點在強調他的philosophy of science，methodology和 history，而不是要記一大堆科學的定律或者一些事實，這個是他們的說法。像芝加哥大學則是講求classic 或canon 的教育，各個大學有他們的理念。
能不能請你回憶一下，過去的東海你覺得有沒有建立這樣一個philosophy ？能不能勾勒出來當初東海大學課程的規劃，它的特色或者背後philosophy 在什麼地方？
劉：我現在回憶起來，他們可能不一定有個全盤性的架構（framework），但是在不同的系裡或許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說英文系很顯然就是講求classic。我記得我們一進去就要求讀經典， 除了英文的經典外，我們那時候在中文也讀了孔子、老子、莊子等等，絕對是有讀經典之作這方面的要求。
在科學方面， 可能就沒有如你所說的。我沒有感覺我們有真正講科學史方面的課程，或是談科學發明的思想、科學哲學，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談得比較少，所以科學課程中，這方面的理念可能比較淡一點。
但回到通識課程或人文課程來講，比方政治學。當時教我們政治學是張佛泉先生，他跟我們講民主、人權跟自由。他講政治學就用他寫的書──《自由與人權》，那對我影響非常大。那時候大家一天到晚講「自由中國」，但不知道自由是什麼東西。他在上課就跟我們解釋：自由，就是美國憲法中，人權方案裡一條一條列出來的、人必須要有的自由，而且是天賦的自由。所以那時候我們對整個民主的觀念、憲法的觀念、基本人權的觀念非常清楚。這在現代看來，在當時這樣一個極劇轉化的社會裡，了解這種基本概念，特別對社會的領導階層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林：你們學校開過很多各式各樣的課，比較起當時其他的大學，專業的學分數可能相對就少一點。當前推動通識教育也常碰到這樣的問題──專業分工的科系制度下，他們覺得通識教育開太多學分，會影響到學生在專業上的學習，因此產生反對的聲音。這個反對來自兩方面，一個比較偏理念：「現代知識那麼多，學生在通識上花太多時間，專業的課程就學少了。」另一個是在現實層面：「通識課程一旦多，就學生選修人數來看，專業課程的老師能開的課就少了。」學生的反應似乎也會影響到他們開課的考量。請問你們當時學生對這方面有什麼意見？
劉：我們並沒有什麼意見。當然大學四年很辛苦，物理、力學、光學等等科目也都照常上課，並沒有因此減少專業科目。我可以了解，在理工學院，有時會要求畢業需要多少學分、這些學分中又需要有多少是共同學科；但我覺得將來的情況一定是反其道而行，因為現今的趨勢，特別是科學方面，技術進步的太快了！一定是需要終身不斷地學習。所以大學學習最重要的就是「基礎」和「方法」！基礎弄好、方法弄好，其他的要自己學，學校不可能把所有細節都規劃在大學四年裡面。
這樣說來，我倒認為通識教育更為重要。而且應該有普及的必要。它應該是所有教育的基礎教育。因為「通識」是教你思考的辦法；教你提出問題、解決問題，還有思考及判斷。所以要如何去找問題？如何用一個新的角度、從一個不同的文化層面來看問題？這些都是通識必須教給學生的。特別是現在的通識課程，就我個人的觀點，相較之下可能比從前還要重要──它給學生一個學習的動機。基本上，如果沒有學習的目的，你為什麼要學一大堆細節？通識就是把整個文化的背景給學生，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一面。因為專業教育是可以自己獲得的，有了通識的基礎之後，自己可以找到的那個方法。
現代知識累積量在我們看來非常快速，特別在談終生教育時，學生就是要在大學幾年裡面，培養怎麼樣去真正找到知識的本領跟態度。這個態度和本領一樣重要，學生假如完全沒有求真的態度，覺得怎麼樣都無所謂；或是急功近利，光為了將來賺幾個錢、糊個口，那麼教育對學生來說就沒有甚麼意義了，對不對？教育應該是除了對求學的意義、對將來做事的意義、對整個人生意義的追求。
林：您在台灣第一個辦通識教育的東海大學接受教育，現在又在大學當校長， 連結到現在，您覺得東海大學早期的通識教育對今日辦學有什麼意義？總體來講，不只針對中央大學，對於台灣推動通識教育，您覺得目前主要的困難及問題點在甚麼地方？
 劉：到台灣來以後，我特別感受到台灣最近幾年的通識教育， 是很多人像你們這樣，劉兆漢校長、黃俊傑教授等人非常積極地推動，這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台灣特別需要！而且我覺得這項推動對整個台灣的大學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因為我們台灣特別需要通識教育這樣的精神，來彌補我們升學主義的缺點。
我們現在台灣的通識教育做的不成功，是因為我們沒有把所有最好的師資都歸納到通識教育的體制裡面去，這點包括中央大學也是這樣。我的希望是，通識中心裡每一年都有新的老師，從各院各系教得最好的教授中選出來，去參與通識中心的通識課，把學校裡面的學術精華都展示在通識教育上。我們希望這樣去做，但我們還未能完全做到。
我覺得，現在的通識教育要跟時代有關係。這個時代是非常危險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時代。我們台灣經歷過很多成功的事蹟，從我們五十年前東海大學當時的農業社會，穿越了工業社會到現代的資訊社會，這五十年之內都做到了！台灣發展的經驗和現今遇到的困境，比較韓國、菲律賓跟台灣發展之間的不同...這些都是很好的通識的、經濟的課程。現在的時代，又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代。目前進大學的同學未來要面對的是怎樣的社會？可能在他們有生之年，石油用光了、環境污染、全球暖化……不斷的自然災害增加，再加上恐怖主義、核子戰爭的可能。他們接著要面臨的時代是非常危險的時代，所以學生應該對整個世界現在及未來的情況有所了解，然後去設想解決這些重要困難的方法。我想現在的通識教育要訓練的不但是社會的領袖，而且是世界的領袖、全球的公民，所以將來如何領導社會、全球公民意識和全球的發展也都應該是我們通識的一部份。
原刊載於2006通識在線v2,p36-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