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邏輯， 以及結合政治「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的國家機器運作下，「追求卓越」成了台灣高等教育政策的美麗糖衣，近幾年由教育部主導與卓越相關計畫的推行，已進入台灣高教史上的一個高潮。
然而此一政策背後所隱含的「市場價值的優先性」、「西方文化霸權主導」——以績效為主的學術生產樣式，以及產生高等教育中的「學術新階層」，在在顯現出「工具理性」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此不僅表現在「卓越」概念的模糊與迷思，同時也出現在程序及執行技術上的「短線」運作。這不僅會使龐大經費使用效率不彰，更可能形成大學的另一個新文化——「搶錢全民大作戰」，同時更強化了C. P. Snow「兩種文化」（two cultures） ——科技與人文的壁壘分明。更嚴重的是，通識教育在這種「競爭性獎勵機制」的主導下，幾乎成了邊陲，雖然教學卓越計畫中有部分大學將「通識教育」列入其中，並以「大師講座」來刺激教師及學生的重視，但整體而言，卻敵不過「研究」豐厚獎助的誘惑及肯定。
最近筆者指導一位研究生進行「通識課程」實踐的田野觀察，她感慨地說 ：「為什麼連著名大學通識教育的課堂中，仍有不少學生在『睡覺』？又為什麼擔任通識教學的教師，有不少是來自校外的兼任講師？」前加州大學校長C. Kerr 也批評：「在每個星期學生面對面溝通的時間中，我經常聽見學生抱怨他們原本來學校上課是希望聆聽大師即獲諾貝爾獎得主精采的演說，但令人失望的是，只看見一些連英文都說不好的研究助理來上課。而且他們也不滿班級人數太多、是非題的考試型態、粗糙的通識課程及瑣碎的校規等等的問題。」
由上述分析看來，卓越政策導致大學「重研究輕教學」的結果，通識教育自然被邊緣化，因為它無法爭取有力的「資源」，更不能吸引「大師」來授課，而校園中更呈現出通識教育實施效果的漠視，及制度上「不友善」的態度（如排課時段、獎勵措施）。因此為求通識教育的落實與正常發展，一方面必須調整「卓越」政策偏研究的缺失，同時通識教育本身的檢討也可從觀念上，制度和學校文化層面來加以改善。玆就個人淺見略述如下：
一、觀念上
通識教育既然要通過「人」（即教師）來完成統觀的知識和人格的陶冶，今日大學教師不能沉浸在「功利」的競逐中，將教學當作為「負擔」，而將研究看成是名利雙收的「機會」，反過來應強調教學是激發學生未來從事研究的「機會」，而更是教師們榮耀的使命。
二、制度上
大學教師教學卓越的激勵措施應加改善， 例如教學卓越教師的選拔及實質獎勵，例如可分類（最受學生愛戴、教學創新、優良教科書、及教材編選、教學媒體製作等），產生年度教學卓越教師（teacher of the year）。此外， 各校通識教育的教學時段更應改進，而不是安排在最不受歡迎的邊陲時間。
三、學校文化方面
當前通識教育太偏向「知識」的補充或補救， 仍以「課室」授課為主， 這種以「學分」來控管的機制，反而使學生逃離「教室」， 並缺乏誘因。若觀察牛津、劍橋大學的教育，可瞭解它們並不特別強調「通識教育」的「科目化」，而是透過境教、透過「住宿」制度所形成的師生交流及各種社團活動來達成。目前台灣各大學所推展的「勞動教育」若能以「關懷倫理」（ethics of caring） 的精神參與社區或社會，相信也能完成通識教育的部分理想。
此外若能讓校園中的設施或空間規劃，更為友善的話，也將有利通識教育的落實。所謂「友善校園」，不僅是社會人際關係的和諧，更是人與空間的無障礙，當然也是一種人文與科技文化的融合。
總之，「卓越」政策的實施，不是形成「紅海」策略，或造成兩種文化更大的對立，它必須顧及教學卓越的激勵，同時各校在觀念上、制度上及文化塑造中，能營造更有利通識教育的實施，這才是大學之福。
原刊載於2006通識在線v2,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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