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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與媒體文化
文／羅曉南 本刊編輯委員
有越來越多的學校，將「媒體識讀」、「媒體素養」或「媒體批判」這類課程，納入其通識選修或核心課程，顯示了一種對媒體通識教育日漸關注的趨勢。
為什麼通識教育會開始關心於媒體？對於這一問題最簡明而直接的答案是：如果通識教育是要使學生具有廣博通達的智慧，並藉著提升其自我探索，批判反思，創新突破的能力，終而達成心靈解放的目標，那麼當今無所不在的媒體文化及其污染，卻足以使此目標成為全然的夢幻泡影。
對於長期從事大學教育的教授們，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今日的大學生與十幾、二十年前大學生相比，無論在學養、氣質或人品陶成上都有極大的落差。概言之，今日大學生給人的普遍印象是：言談鄙陋、思想浮淺；缺乏追求理想的熱情，急功近利，長於算計，尤其是自我利益；對於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沒有責任感；文字運用、造句遣詞能力差，邏輯推理能力明顯下降；擅長找資料，卻不會做判斷；本科專業所知無幾，流行時尚如數家珍，食衣住行都跟著流行走；能力不足沒有關係，只要能虛心求教即可，但偏又心高氣傲自以為是，再加上求知慾不足，生活教養奇差，上課姍姍來遲，聽講無法專注，不是交頭接耳就是吃便當，課堂中進進出岀，如入無人之境…，教師就算再願付出，亦頗有力不從心之嘆！
前述現代大學生之問題，究其成因，線索頗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問題都可以直接或間接關聯到媒體。舉例言之，學生言語粗陋、文字能力差、盲目追逐時尚等，只消打開電視，看看時下流行節目即可發現其間之相關性；邏輯推理能力與印刷媒體之線性思路有關，而影視文本不培養此種能力；缺乏理性、嚴謹之邏輯思考，進一步又會影響公共事務的參與；電腦科技使資訊查詢方便，但其「偏見」則是算計／超連結／擷取資料作參考重於判斷／理解／思考論證。
為什麼媒體會對時下的大學生、年輕人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是因為傳播科技的發展，已使媒體資訊無孔不入的滲透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特別是對於後電視媒體成長的一代而言，媒體文化已是其日常意識形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資訊爆炸之時代特徵也與此一趨勢相互呼應，人們取得的大量資訊，日益超離其生活真實經驗，而需事事仰賴媒體。媒體所提供的卻是一種「建構性真實」（constructive
reality），質言之，亦即通過這類媒體中介的經驗，我們並不就在了解世界，體驗世界，而只是掌握了媒體資訊及其對於世界的言說，這其中還需要一個「詮釋」和「判讀」的過程。但對於本來就缺乏非媒體經驗（unmediated
experience）的新世代言，這的確是一個艱難的挑戰。絕大部分的人並未在此一必要的「批判反思」環節上多做琢磨，他們寧可相信，媒體告訴他們的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尤其是就影視媒體傳送的訊息而言，更是如此。甚且連訓練有素的傳播科系學生，也往往說不清真實老虎與影視中出現的同一隻老虎間的區別，很少人會直接了當地告訴你：「真實老虎會吃人！」
這裡真實與再現（representation）間界限的模糊，就助長了後現代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強調的，在今日社會中那種沒有真實世界為其參照之虛擬影像的氾濫與充斥，他稱之為「超真實」（hyperreality），亦即「比真的還真」，這對於新世代言，媒體之關鍵影響力，在此達於極致，流行文化中偶像之影響力，也正是在此，超越了父母和師長之身教、言教。試想還有誰能像這種「超真實」之虛擬實像，整天陪著孩子們生活、戲耍、成長？正因為他們是虛擬再現，所以才可能無所不在，也正因為他們「比真實還真實」，才真實地左右了孩子們的思想與行為。然則，正如「真實老虎會吃人」一樣，偶像是流行商品的代言人，也是消費意識形態的推廣者，他不僅鼓勵孩子們追逐流行，而且還潛移默化了「我消費故我在」的意識形態，其長期效果言，反映在大學生身上的就是：他們既淪為消費慾望和流行的俘虜，也養成了毫無節制的揮霍習性。站在通識教育的立場，學生們如果不能首先衝破這層媒體文化迷思所編織的網羅，而去奢望培養其自我探索、批判反思和創新突破的能力，亦恐只是緣木求魚罷了。
進言之，媒體訊息中所蘊含之消費意識形態及其麻醉作用，尚隨著今日經濟及產業「文化化」的潮流而加劇，因為官方大力提倡之「文化產業」，不只是在兜售商品，而且也在兜售文化意義，通過媒體及其廣告大量生產之文化符碼及其意義，我們並不因而得以遂行個性之自我開顯、自我實現，反而墮落為一種交換價值，就是說，我們不必為了自我理想而去燃起築夢的熱情，我們需要的只是用金錢去交換、消費夢想，這也多少說明了，何以消費主義盛行之際，年輕世代輕理想而重現實的取向。
當然，政治「文化化」、「文化政治」的興起，也使我們警惕到，通過媒體去進行符號表意的權力鬥爭正方興未艾。這絕不只是政治之公共討論逐漸變質為媒體作秀之「口水戰」，而且還意味著，在媒體之符意傳播過程中，許多有關性別、階級、族群（國族）、世代等之迷思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也得以廣為散佈，不僅再製了主流的意識形態，而且還隨著媒體全球化的趨勢，落入美日等媒體文化大國之「文化殖民」而不自知。
如是，不論是「經濟文化化」或「政治文化化」，這些在當代經濟和政治方面的主要表徵，都顯示因為實現了「文化符號化」的轉折，而使其中隱含之意識形態，得以通過媒體科技的傳播，而倍增其操控作用，這也是今日要致力「心靈解放」之通識教育不得不正視媒體教育的另一項重要原因。
最後，媒體通識教育也不只是一昧消極地教導學生了解媒體、批判媒體，以趨利避害，而且還有更深一層地期待，亦即相信作為閱聽人的學生並非總是那麼被動無力，事實上，只要通過此一啟蒙過程，學生們會因覺醒而採取積極的實踐行動，進而改變目前日形惡化之媒體環境，使媒體文化更能為增進學子們「廣博通達之智慧」乃至「心靈的解放」而服務，果真如此，媒體通識教育就可以被提升為一門現代公民必備的「媒體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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