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精神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
                                              
                                                  文／ 黃俊傑　本刊總編輯
　

海峽兩岸大學院校推動通識教育的改革已逾20年，台灣地區大學院校起步較早而影響較大。各方人士關於通識教育的內容固然互有仁智之見，但是對於通識教育應以廣義的人文精神與人文關懷作為精神基礎，則多具有共識。

所謂「以人文精神作為大學通識教育的基礎」這項主張，涉及諸多教育理念與實踐層面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首先，我們必須區分「人文精神」與「人文知識」雖然均以「人文」為其共同介面，但是卻有其不可混淆的差異在焉。「人文知識」是指關於人類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科技等各種活動經驗的知識。「人文知識」所涉及的是特殊而具體的人類活動。但是，「人文精神」則是指上述人類活動經驗中所呈現的精神基礎，它是指普遍而抽象的精神動力而言。

就教育的目的而言，「人文知識」如各種文學、歷史、哲學的相關知識的傳授與教學活動，可以說是一種橋樑。經由這種橋樑，而接引並喚醒學生對「人文精神」的理解。換言之，有關「人文知識」的教學活動是手段，「人文精神」的喚醒才是教育的目的。舉例言之，歷史課程教學傳遞有關帝國興亡、人事浮沉、社會變遷等知識，是為了使學生對於在時間之流人之存在及其活動的意義及其價值有所瞭解，從而喚醒學生的「人文精神」。北宋大儒程明道（1033-1085）常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有一次，他的弟子謝良佐（1050-1103）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背誦整篇，不遺一字。明道先生卻說：「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良佐聞此語，一時汗流夾背，面紅耳赤（《近思錄》，卷2）。謝良佐所記誦的是「人文知識」，但程明道所關心的卻是「人文精神」。

這種以價值觀作為核心的「人文精神」，固然可以經由課堂教學活動而傳遞，但是因為觸及價值觀的建立問題，所以更重要的是學校的氛圍與教師的典範角色（所謂“role model”）。換言之，「人文精神」的喚醒，既是教育的過程，更是教化的過程，是一種將學生心靈中內在的價值觀，從潛藏的狀態引導到外顯的狀態的過程。這種過程類似於德語中所謂die Bildung，將獲取、培養、教化、建立等諸多涵義融於一爐而冶之，也就是《論語•憲問》中所謂「文之以禮樂，可以為成人」的意涵。

如果將上文所說的「人文精神」放在百餘年來海岸兩岸的現代大學來考量，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理想的困境。20世紀大中華圈的大學，大多是在歷史暴風的時代背景中建立，並以富國強兵為其目的，例如中國大陸在1895年創辦的北洋大學堂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其重點，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則主要是官僚的培養機構，而日本殖民政府在1928年在台灣所創立的第一所現代大學──台北帝國大學（即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也是為了配合當時日本帝國侵略南洋地區的南進政策，而特別強化熱帶醫學研究與南洋人文研究。進入21世紀全球化時代之後，大中華圈的高等教育，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之中，歷史悠久的功利主義教育觀，更是快速發展。在這種時代背景裡，所謂「人文精神」教育如何與學生畢業後職場競爭力相配合，確實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所謂「人文精神」的培育與未來的職場競爭力，不僅並不相尅，而且相輔相成。現代大學教育均注重學生專業能力的訓練，培養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能力。在分工體系日益精密的現代工業社會中，這種教育理念有其現實的基礎，無可厚非。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專業能力的同時，許多大學卻相對地忽視專業能力之外的「人文精神」的創造與培養。因此，「人文精神」在專業掛帥而且學術分工日趨精細的現代大學教育中，就顯得十分重要，而與學生的專業能力相輔相成。

在澄清了「人文精神」與「人文知識」的區分，也強調「人文精神」與專業能力並不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討論「人文精神」教育所涉及的理念與行動兩個層面的問題。

正如《通識在線》本期邀請稿函中所問：所謂「人文精神」不僅是理念世界的建構而已，「人文精神」必涉及行動的落實，所以王陽明才會說他的「致良知」之教乃「百死千難」中得來。我們在大學通識教育中，應如何將「人文精神」落實在師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如何才能使學生不成為「思想的巨人」，但卻是「行動的侏儒」？這個問題觸及現代大學教育重理念而輕實踐，以致於「身」與「心」不能統一的問題。

二千年來東亞各國的傳統教育都相當強調「實學」的內涵。先秦孔門師生討論各項德目，都不是作為「概念的遊戲」，而是作為實際行動的綱領，要求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論語》正是一部從日常性體悟超越性的偉大經典。17世紀日本儒學大師伊藤仁齋（1627-1705）正是在「實學」的基礎上，推崇《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

浸潤在這種儒家「實學」傳統之下，近代以前東亞各國教育都強調身心一體，知行合一。16世紀明代大儒王陽明（1472-1529）在〈大學問〉一文中說：「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王陽明將「身心一體論」發揮得淋漓盡緻，並且以「欲」之一字點出意志力之取向與自覺活動可走向正或不正之二元性。於是，我們必須進一步問：如何使「人文精神」通過「身心一體」的人而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為了達到上述教育理想，我們可以採取各種不同次第的教育策略與方法。舉例言之，針對現代大學教育的內容日趨客觀化、數量化、標準化以及商品化的趨勢，我們可以在正式課程之外，舉辦諸如《我的學思歷程講座》之類演講活動，邀請各領域在生命體認與實踐具有心得的人士，與學生分享他們的心路歷程，從而喚醒學生內在的善苗。除此之外，台灣的許多大學院校都實施「服務學習課程」，從初階的灑掃洗厠開始，到高階的專業服務，都有心於引導學生從「做」中「學」，經由身體實做的過程，而達到「體驗」、「體知」，並將「人文精神」加以「體現」（embodiment），這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落實「人文教育」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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