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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人才培養的文化思考
—大學精神與通識教育
文／李萍 廣州中山大學副校長
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增強自主創新的能力，建設創新型的國家，使人口大國變成人力資源的大國，已成為21世紀中國教育的重大課題，大學理所當然地負有不可推卸責任。
“大學應當是象牙塔還是一面鏡子”這似乎是傳統社會大學定位一個繞不開的悖論；面對日益迅速發展的高等教育，面對日益變化、日益多元的現代大學與社會之關係，對這個悖論的回答有了更複雜的詮釋。如近年在大陸討論比較多的，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的問題、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問題、通識教育與全面發展的問題等，我以為其深層問題到底是關於大學教育理念的問題。所以通識教育並不是一組課程，也不是應付現實的權宜之計，它與現代大學教育的理想、與創新人才的培養具有內在的聯繫。
一
“大學”屬於教育鏈條上的高等教育，是專業性教育的開始，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組織；她改變了人類知識的生產和傳播方式，而且創建了一整套新型的人才培養制度。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大學不僅形成了特有的文化標誌，而且成為當今世界創造文明與科技的重要陣地。
從歷史的角度，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發展是經過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工業革命興起的產物，
在中國，“大學”究竟產生在什麼時代，至今沒有定論，但是中國有悠久的教育傳統和歷史，並與西方教育各有不同的特色。英國的紐曼認為“大學是傳播普遍知識的場所”即不是將單一、靜止的知識灌輸給學生，而是主張博雅教育、自由教育，這種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成為紳士，具有有教養的心智慧力；精緻的趣味；坦誠、公正、冷靜的頭腦；高貴與合乎禮儀的生活方式。此外沒有特定實用或功利的目的。
把大學作為“探索和傳播高深學問”的機構，可謂德國人的創造。洪堡主張大學應有相對的獨立與學術的自由，認為“自由”是教育“第一個和不可缺少的條件”，他首先提出了大學應實現教學與研究的統一，學與術的分家，與英國教育的理念“知識以其自身為目的”相應，德國人崇尚“為科學而科學”的科學精神。認為大學應在寧靜與自由的方式中培養學生，使他們獲得創造性的知識，致力於思維水平與判斷能力的提高。而科學研究應超脫社會種種實際利益，與社會保持距離。
強調大學是服務國家、社區、和公眾的“服務站”，這是美國人的發明。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總校校長的克拉克.科爾是現代美國大學理想的重要代表。他認為現代社會，一方面比過去更需要大學的客觀性，也更能寬容它的自由；另一方面，大學發展變革的動力來源於外界，大學必須滿足國家與社會的需要。
無論如何，具有現代意義的大學在中國是近百來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可謂現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先驅者之一。1912年由蔡元培主導制定並正式發佈的管理院校的《大學令》第一條款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他接任北京大學校長，發表就職演講中就提出了“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的大學觀。他理想中的大學有如洪堡，那是知識精英的聖地。所以他要求學生放棄對權利和財富的追求，養成對知識和德行的尊重。他主張“教育獨立”，即教育不應受各派政黨或教派的影響，因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夠發展自己的能力；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蔡元培先生還提出了“思想自由，相容並包”，“教授治校，學術分校”等重要的思想。
從文化與人的關係來看：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本質力量的物件化”，是人創造了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就成為人之成長的環境，對於人的存在具有本體的意義。梁漱溟先生把文化的特性（即文化對人的影響）直接地概括為“人類生活的樣法”，即文化就是培育人的土壤，這是及其深刻的。據此，我們可以邏輯地得到這樣的結論，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必須從大學文化的高位予以整體性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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