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學」的指標與內涵                       
                                                文／黃俊傑　本刊總編輯

  從2006年開始，台灣高等教育界最引人注目而且眾說紛紜的大事之一，就是教育部以特別預算方式在5年時間內投入500億元新台幣，希望催生國內至少一所大學進入世界排名百名之內的「一流大學」。這項新政策的形成，固有其國內的政經因素的考量，但其國外的學術背景更為重要。近年來，亞洲各國均以特別預算投入高等教育，例如日本政府推動經費龐大的COE計畫、南韓政府執行BK21計畫、中國大陸也有「211工程」，並重點投資北大、清華等名校。在上述國際高教競爭的壓力之下，我國教育部所推動的「5年500億邁向一流大學計畫」，可說是在國際競爭的嚴峻形勢中不得不然的政策。
   
    教育部依據立法院的決議，要求獲得「邁向一流大學計畫」特別預算補助的12所大學，除了百分之五十可以自訂考評指標之外，其餘百分之五十的考評指標如下：

 1、人才培育：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培育及相關產業實用人才培育質與數增加。

 2、國際論文總數及影響指數排名之提昇。

3、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

4、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實質合作數增加。

5、平均每年輔導學校之產學合作計畫成長。

以上這些剛性的指標，因為具有客觀性，所以各校之間具有可比較性，從教育部的行政管理立場來看，確實有其可操作性，便於向立法院交代。
    但是，細究這些所謂「一流大學」的考評指標，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指標實潛藏著以下幾項特徵：
（1）完全以定量指標為準，忽視定性指標：我國教育部對12所獲得特別預算補助的大學，所訂的考評指標完全以數量為考量，如人才培育數、國際論文總數、挻覽國外人才數、國際合作數以及產學合作計畫數之增加等等，質性之指標完全不列入考量，流弊所及不能免於「數量性思維的陷阱」。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對世界大學之評比，就是有鑑於這種「數量性思維的陷阱」，所以特別強調大學的整體聲望及其對人類文明長程之影響。

（2）強調科技發展重於人文社會之研究與教學：教育部所訂指標中之「高級科技或特色領域人才及相關產業實用人才培育」、「國際論文總數」、「產學合作計畫數」等，莫不是以科技研究為考量，相對而言，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頗受忽視。但是這種倚輕倚重，將使大學成為學門嚴重失衡的「跛腳的大學」，如何「邁向一流大學」？我們只要看看真正稱得上世界一流水準的國外大學，大都擁有第一流的文理學院，就可思過半矣。
　

（3）重視大學的研究功能遠過於教學功能：教育部的指標反映了19世紀德國的研究型大學興起之後，大學重研究而輕教學的一般傾向，而且強調「延攬國外傑出教師及研究人員數增加數」，更是具體展現亞洲地區學術教育界「自我殖民」的問題。
    因為教育部考評指標潛藏著以上三大傾向，所以雖然具有可比較性與可操作性，但是如果徹底執行落實，則就「邁向一流大學」之目標而言，不僅如孟子所說「緣木求魚」，而且「後必有災」，因為在教育部所訂的指標之強力規範之下，大學教師終不能免於淪為SCI論文的生產機器，而大學的社會功能也將窄化為資本主義社會既得利益階級後備部隊的培養工廠，而大學在經濟功能上也將被轉化為高科技產業的研發工廠，使大學成為「有體無魂」的行屍走肉！
    在教育部考評指標引導之下，獲得特別預算的大學在學校治理上，許多早已存在多年的現象在最近一年來頓然更加成形發展，其較為明顯者如下：
（1）大學治理重機制而輕氛圍：為了因應這一套考評指標，許多大學必須以「數量化、標準化、商品化」的標準來衡量教師的研究績效，流風所及，在一套一套的機制之下，大學作為探索真理、砥礪德行的殿堂的氛圍杳不可尋，大學教師之間以及師生之間情誼日趨淡薄。於是，在有些大學領導人心目中，大學基本上是由不同顏色的磁磚拼湊而成的「馬賽克」，各院系在學術自主的口號之下，形同古代的封建諸侯，院系主管經由選舉產生而割地自雄。有些超級大院，甚至「富可敵國」，校長難以發揮領導功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2）大學治理重視「可操作性」而忽視「不可操作性」：在校園民主的客觀形勢之下，大學各種業務的運作如教學評鑑、教師評估、教學或研究獎勵等等，在公正、公平、公開的形式主義要求，常常必須由各單位推選一人出任委員，凡事訴諸投票，以票數決勝負，在表面的「理性」之下潛藏著巨大的「非理性」。教師之間理性討論的空間被高度壓縮。換言之，在當前大學事務運作中，「可操作性」遠遠壓過「不可操作性」的因素，這種辦事方式固然可以有效因應教育部對5年500億特別預算執行績效的考評要求，但與「邁向一流大學」應有的大學文化與精神，不僅相去甚遠，而且互相抵觸，正如朱敬一教授最近所說：「邁向世界一流最關鍵的環節，並不在於這些可以名狀的支出項目，而在於無以名狀的內部文化」（見朱敬一：〈五年五百億買魔豆是不是好投資？〉，《中國時報》2006年12月11日A4版）朱敬一所強調的所謂「無以名狀的內部文化」，近於我所謂的具有「不可操作性」的氛圍與精神，它是「未經明言的」（facit）的一種精神動力，這才是「邁向一流大學」最關鍵的部份。

    從以上的論點出發，我們就可以重新找尋所謂「一流大學」應有的內涵，至少應包括以下三個組成部份：

第一，一流大學應致力於知識的創新：自從19世紀以後，大學的研究功能大幅提昇，大學作為知識創新的場所之功能特別受到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自然科學各學門在大學校園中快速擴張，因此，大學的知識創新工作也多以尋求「確定性」為目標，並深信知識的「確定性」可以立即經由一套程序而獲得印證。但是，弔詭的是，人文社會科學的大部份學門以及最深刻的論著，常常是以邁向「不確定性」為其目標，認為「理解」是一個永無終止的過程，「真理」不能通過數量方法而完全把握。這種重視「解釋性」（而非「描述性」）的學問，在現代大學完全受到自然科學研究方法以及運作邏輯的支配之下，常常不能獲得關愛的眼光。從這個角度看來，大學的「知識創新」的範圍也可以再適度擴張，並重新定義，大學應以更謙卑的態度面對廣袤的未知的世界。

第二，一流大學應參與學生生命的成長：大學在致力於知識的創新與傳播的同時，常常無力於或甚至放棄協助學生生命成長的教育責任。在現代大學的教研活動中，學生作為學習主體，主要的學習內容是人文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各種知識，很少觸及「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等內省性的課題。因此，現代大學的教學活動中「外馳」遠大於「內省」，學生的價值意識多半處於沉睡的狀態。

自從五四運動以後，大中華圈的大學校園彌漫著一股敵視宗教情操的思想氣候，這就是民國初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史背景。大學教育這種退出學生生命成長的狀況隨著5年500億特別預算的推動，而似有加重之趨勢，值得我們注意。

第三，一流大學師生對於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不公不義應有批判的能力與節操：中國教育傳統中本來就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傳承，所謂「學問為濟世之本」，正是強調以學問援濟天下。但是，現代大學教育呈現台大前校長孫震教授所謂的「教育知識化，知識商品化」的傾向，近年來政府以特別預算或特別專案，以獎補助款的方式辦理大學教育，在便於控制之餘，也使許多獲得補助的大學對官方「投鼠忌器」，對政治的不義噤若寒蟬，不敢發出知識社群良心的怒吼，對「一流大學」應有的風格傷害至深且鉅。最近十餘年來，各大學為求「客觀」評比教師的教學績效，常以學生對教師的教學評鑑平均值，作為決定教師教學成績之判準。這種制度固然可以提醒教師改進教學工作之欠缺，但是，流弊所及也使許多教師從教育的立場退卻，淪落為知識百貨公司的售貨員！

總而言之，我國教育部設定「邁向一流大學」作為高等教育辦學的目標十分正確，氣魄恢宏，但是，我們必須首先嚴肅釐清「一流大學」的定義及其內涵在於內外交輝、學問與生命融貫，這樣我們才能校正我們辦學正確的方向，揚帆出發。
黃俊傑教授的網站http://huang.cc.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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