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與文化研究之辨析                       
                                      文／ 江宜樺　台灣大學政治學教授

《通識在線》第六期、第七期連續推出關於「多元文化」議題的深度論壇與對話，顯示「多元文化」已經成為國內通識教育學界及實務界的一個重要課題。無獨有偶的，第十七屆全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95年10月20日舉辦）也以「多元文化教育」為主題，反省國內各校推行通識教育的現況。然而，「多元文化」所牽涉到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多元主義（pluralism）、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似仍尚待釐清；而多元文化教育與通識教育究竟有何關係，也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此，本文試圖對這兩個基本問題提出若干淺見，請各界方家不吝指教。

「多元主義」是一種哲學主張，通常與所謂的「一元論 」（monism）相對立，但是它在性質上又可以分成「本體論意義上的多元主義」以及「倫理學意義上的多元主義」。前者是指宇宙萬物的存在本源為多種互不涵攝的力量（或實質），無法歸約至某種惟一的、至高的起源（如「上帝」、「太一」、「道」等等）。宗教上的二元論（如祆教所相信的「光明」與「黑暗」）或多神論（如古希臘人所信仰的奧林匹亞眾神），基本上與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多元主義有關。至於倫理意義上的多元主義，則是指「價值多元主義」（value pluralism）或「文化多元主義」（culture pluralism）的學說。這種學說認為人類的價值信仰分歧且彼此衝突，既無法彼此涵攝，也不可能找到一個足以評判其高下好壞的客觀尺度。譬如說，「追求學術自由」與「捍衛國家利益」都可以是人們深信的價值，但這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法化解的矛盾。又譬如說，基督教主張一夫一妻制，而伊斯蘭容許一夫多妻制，這兩種社會實踐各有其文化基礎，同樣無法斷然分判高下。

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二十世紀多元主義思想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艾薩．柏林（Isaiah Berlin）曾經說過，價值多元主義是有其極限的，雖然人類肯定的價值或文化不只一種，但也不是無窮無盡。而更重要的是，多元主義強調「好的、對的價值」種類繁多，並不等於說世界上沒有「好的」、「壞的」之區別。凡是誤以為人類信仰的價值都只具有相對效力，而好壞之間沒有任何辦法分辨，那就變成了「價值相對主義」。柏林認為他的價值多元主義與西方自由主義可以相容，而價值相對主義則在本質上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他主張自由社會的多元主義，卻堅決反對相對主義。

其次，「多元文化論」（或「多元文化主義」）則是一種相當晚近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學說。雖然其根源可以勉強追溯到十九世紀末，但基本上它是1980年代興起的理論。「多元文化論」以美國校園中的課程內容爭議為導火線，隨後迅速地變成一種反省主流社會族群、性別、階級、世代等權力支配現象的重要理論。多元文化論者認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多種不同文化群體與文化實踐，但是其中的主要群體往往憑藉其數量上的優勢或透過思想洗腦的方式，鞏固其擁有的優勢地位及再生產機制，並壓抑非主流的各種力量，使後者處於被剝制、被支配、被污名化的不公平境地。因此，多元文化論者主張社會不能有中心／邊陲的分野，主張我們尊重所有的差異，也主張弱勢者必須團結起來向主宰者進行抗爭或爭奪權力。具體而言，多元文化論在揭露族群歧視、性別歧視、移民歧視等多方面可謂不遺餘力，而且它在爭取少數民族權益、或是同性戀、青少年等應有的法律保障上，也做出不少貢獻。

「文化研究」基本上則是一種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就時間上來講，這也是晚近二、三十年才出現的學術研究領域，涵蓋了社會學、文學批評、政治經濟學、傳播理論、媒體研究、歷史人類學等等不同學術領域彼此交疊的區域。就精神上來講，文化研究與多元文化論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為它們都聚焦於主流團體支配弱勢族群現象的反省，也多少都帶有批判與解放的興趣。不過，文化研究者並不一定都主張多元文化主義，而且他們的研究也多半與晚期工業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解析有關。他們強調所有現存社會的實踐行為中，往往蘊含著某些不易察覺的權力宰制關係。如何有效地揭露文化霸權的支配，使一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的、意象複製上的不平等現象得以呈現於世人眼前，從而激發被支配者爭取公平正義的欲望，則是文化研究的宗旨所在。近些年來，文化研究在認同與差異、歷史記憶、空間的權力關係等議題上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就。台灣的文化研究者甚至從反省現代性的相關研究往前追溯，逐步開始探索傳統社會的問題。

簡單說明了「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與「文化研究」的意義後，我們要問的是：「多元文化」究竟與通識教育有何關係？

從前幾期的《通識在線》專題可以看出，有的人認為通識教育的目的在傳遞某些基本而重要的普遍價值（如民主法治、自由寬容），而多元文化課程比較偏向特殊群體、特殊現象的研究，甚至宣揚差異與偶然高於普遍與永恆價值，因此兩者在本質上似有扞格之處。另外有些人則認為，通識教育宗旨之一在於培養獨立判斷的人格，而多元文化對主流霸權的批判正好是獨立判斷的實踐，因此兩者應屬相輔相乘的關係。以上兩種意見各有道理，但仍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

基本上，通識教育源自西方的博雅教育，因此它在課程設計上確實比較偏重傳統核心科目，而教導方式也比較重視經典的閱讀。就此而言，多元文化主義所批評的「歐洲男性白人中心主義」，自然也適用於一般通識教育的內容。不過我們必須注意，近些年來美國越來越多大學開始反省通識教育的內容規劃，除了保留西方傳統重要經典的閱讀，也加入了「世界文明」、「外國文明」的介紹，以及增加性別、階級、族群、原住民文化等議題之討論。因此，通識教育的發展方向事實上正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調整，不能說是完全與多元文化的潮流相反。尤其我們必須理解的是，博雅教育的核心精神本來就是要培養開擴的胸襟與寬容的氣度，這與多元文化論所強調的認識差異、尊重並欣賞差異有異曲同工之妙。儘管兩者對傳統文化的看法不同，對啟蒙遺產的吸收方式也不一樣，但兩者底蘊相近，並非無法相容。

比較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通識教育雖然鼓勵培養多元社會的公民精神，但是多元主義有其極限，必須以自由（博雅）文化之涵泳為其指導原則。就像柏林所言，如果我們捨棄了人類最起碼的普遍價值，而誤以為所有的信仰都相對有效、無法分辨其是非，則這種態度必然導致價值相對主義，或甚至進一步滑落為價值虛無主義，不僅與博雅教育的宗旨相違背，也無從培養真正具有獨立批判能力的心靈。國內偶有倡導多元文化論者一力主張顛覆與解構，卻不知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的差別，最終除了誤導學生成為虛無主義的信徒，其實不會產生有意義的批判視野。我們期待多元文化論能與通識教育進行深刻的互動，使前者成為增益後者力量的思想資源，則大學教育的理想才有落實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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